在国家正式进行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前，深圳中学就已经率先实施了新课改。到目前为止，全国先后有300多批、近1500位教育官员、专家、教师来到这里取经。可是当他们真正了解了“深中实验”时，很多人摇摇头说：“深中的经验，我们学不了。”

为什么学不了？一位多年从事中学教育的专家认为，实事求是地说，深圳中学是全国目前进行新课改最彻底、最全面的学校，但正因为“走得太远”，以致很多人担心触动高考这根全社会都敏感的神经。“我们可不敢冒这个险。”

对此，深圳中学校长王铮也很担忧，不过，让他底气很足的是，去年是深圳中学实行新课改的第一批毕业生参加高考，高考成绩不降反升：645分以上的人数和605分以上的人数分别达到62人和334人，被北大、清华两所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共录取37人，3项重点指标均为广东省第一。

即使这样，对深圳中学新课改的质疑声一直没有间断。

学生是个人，不是被高考压得喘不过气的小鸟

“人们一般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是好高中，是升学率高，特别是升入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院校的多——这是教育本身的意义吗？”王铮认为，这是成人世界的功利教育思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教育。“这种模式即使做得再好，又有多大意义？既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2003年暑期，深圳中学组织教师去新加坡莱弗士学院参观。这是新加坡最好的学校，让教师们感触最深的是，莱弗士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非常具体，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

从新加坡回来后，王铮主持研讨会，把学校原来的培养目标改成：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当时，这一改动并没有遇到阻力。“不就是一个口号吗？当时我们认为，每一届领导都会提出一个口号，没想到校长来真的了。”一位对新课改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师抱怨。

而王赫老师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我们要的是在一个心灵自由和方式多样、价值多元的环境中多选择多角度的发展，学生首先是个人，而不是一直被高考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想飞却无从起飞的小鸟。”他总结“深中实验”有两大关键词：自主学习、自主发展。

在高中实行“走课制”

2004年，深圳中学正式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中课改实验样本校”，承担起相关的实验项目。

深中新课改主要体现在高二学年。在这一年里，深圳中学在八大学科全面开设必修、选修课程，同时开设校本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跨班级跨年级自主选修：同一学段，学生修习的课程内容可以不一样；每个学生在不同学段都有自己的课程表。

在这种情形下，“走课制”应运而生——专业教室是不变的，流动的是学生。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二的同学们背着书包、抱着课本，爬上爬下的，在每个楼层寻找自己下一节课的教室，在一间教室里上完课后便再次“各奔东西”。

选课制和走课制使学生处于流动当中，为此，深圳中学推出了导师制、单元制、学生辅导中心。

2003年9月，深圳中学开始实行导师＋辅导员制，尝试教学班与行政班相脱离。一般每个班级安排两名导师，每位导师负责该班级半数学生个体的基础管理与教育工作。

在传统行政班的基础上，深圳中学实行单元制管理，将高中部每个年级20个班分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组建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总支书记、学代会委员等组成。单元制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实现由“班级人”向“学校人”角色转变。

与此同时，学校还成立了由4名拥有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的老师组成的学生辅导中心，并开设“专家门诊”，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选课指导、生涯规划、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能力规划指导等。

两位教师的争论

深中的教育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特别是在教师之间。

一位老教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场改革总体来说是两头热中间冷，学校领导班子尤其是校长和学生这两头热，而教师反应比较冷淡，有许多老师是反对的。

这位老教师认为，课改走班制最大的坏处就是砍掉了中国教育文化。“教”和“育”是不能切开的，但走课的方式把老师和学生都当成了加工器，学生和老师就是买卖知识的关系，没有“育”的关系。

“我们现在学生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过于纵容学生的个性发展了，甚至广播体操学生都可以不做，这怎么行呢？现在有些学生根本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下还要让学生给老师打分，评价老师，哪个老师还敢用规范约束你，对学生不良行为只能装作看不见，省得打低分。”

“今年的高考升学率虽然不比前几年差，但要不搞这样的课改肯定会比现在好一大截。有的家长反映很强烈，说深中中招时把深圳市中考前1500名的学生都招进来了，但3年后高考，很多学生都后退到一万名之外了，这至少说明有一部分学生是不适应这种改革的。”

该校一位年轻教师是新课改的坚定支持者，他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前的高考是什么样子的？整天封闭在校园、教室，不断地机械训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高中想搞什么活动基本没什么可能性。说办什么社团，可能吗？”

他认为学生是学校新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学生的思维和智慧在课堂上是无法练就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深圳中学十大歌手晚会。平时比较调皮的学生，往台上一站，那么大方，就像有多年演出经验的人，4个主持人之间的对话幽默得体。这样的场景常见吗？我禁不住也拿着荧光棒挥舞，跟着唱。晚会结束，我非常激动，一把拉住王校长的手说，学生在深中生活很幸福，我这是发自内心的。”

课改是一个体系，它不是用分数能衡量的。“培养几个会答题的学生是很容易的，要分数要状元也并不难。而深中有个优良传统，绝对不给学生补课，这点非常牛。但社会上要求一定是高的升学率，要有状元。社会就是用这一个标准来评价学校，评价校长。”

他认为，在“管”和“约束”环境中出来的学生，一旦给他们自由，他们反而觉得很不适应。这是因为我们对孩子从小约束过多，限制太死。我们给学生一些自主、自由，就有人说，这不是放羊吗？放羊有什么不好，羊觉得哪片草地好就在哪吃，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把孩子圈起来？这样孩子怎么能自信吗？能有创造力吗？

学生是管出来的吗？

对于深中的课改，认识的分歧还不只是在教师之间，一些家长也有比较强烈的不同意见。深中进行新课改，就再也没有进行过补课。对此家长们有意见，于是到上级部门“告状”，说深中的教育无异于是给孩子“放羊”……

王铮校长感到困惑的是，现在有的家长常常把家庭和学校的功能、家长和校长、老师的角色混淆。家庭主要承担的是血缘关系上的养护功能，当然也要履行教育的义务；而学校的功能在于按照国家的培养目标要求、遵循人的成长发展规律，用先进教育理念培养学生。有的家长就说，学校应该更多地从家庭从家长的角度考虑学生的教育问题，把学校摆在家庭层面，把校长、老师放在家长层面来要求学校和校长。

王铮认为，这也是当今中国校长共同面临的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深中的课改也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现在校长们普遍存在一种心态，谁要是触动了高考这根弦，谁就是找死，深中的课改基本上也没有触动这根弦，所以始终保持着高的升学率。只不过，我们把有些学校的三年高考训练变成了一年，在前两年让学生们得到充分的自主发展。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适应深圳中学的教育模式。”王铮校长坦承，“我希望能把招生权交给学校，让学校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一定是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