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几个孩子在四川绵阳九洲体育馆地震孤儿安置地。记者 张伟 摄

    建设美丽的新城市，是物质层面的灾后重建。而对于汶川地震受伤民众来说，心灵家园的重建更为重要。唐山灾后重建专家苏幼坡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心灵家园重建的难点在于地震孤儿的抚养。目前安置汶川地震孤儿有三个方案：爱心学校、亲属领养、社会领养。借鉴唐山当年的经验，苏幼坡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爱心学校抚养。而当年唐山地震时的爱心学校——育红学校的负责人董玉国和杨桂芳也有同样的看法。

    ■讲述

    唐山地震的4204名孤儿，如今已长大成人。他们讲述心路历程，结合自己的经验伸出援手，帮助灾区孤儿，寻找新家。

    苏幼坡（地震灾后重建专家）

    应该考虑孩子感情

    唐山地震灾后重建专家苏幼坡是很多地震孤儿的朋友。19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地震孤儿的抚养，是一种心灵层面上的灾后重建。

    从媒体上，苏幼坡了解到安置孤儿有三个方案：爱心学校、亲属领养、社会领养。借鉴唐山当年的经验，苏幼坡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爱心学校。

    “地震孤儿”最忌讳被称为孤儿，到别处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汶川地震后，苏幼坡和许多当年唐山地震孤儿，聊起此事。

    这些已长大成人的孤儿告诉苏幼坡，“不要让亲属或社会领养，最好的就是爱心学校”。在32年前的唐山，有类似的机构叫做育红学校。

    苏幼坡的一个朋友，唐山大地震时6岁，地震时父母双亡，在育红学校里待了两年，然后被济南的外公外婆接走。

    “他外公外婆家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但他还是觉得育红学校最好，在济南上完师范之后，就毅然回唐山了，即使这里已没有他的亲人”，苏幼坡的朋友告诉他，因为父母养育子女是天经地义的，而由外人养则是因为爱心，孤儿不仅要忍受失去父母的悲伤，还要背负人情债。而祖国就是母亲，由政府养育孤儿也是理所应当的。

    经历了当年场景的苏幼坡说，在育红学校，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孤儿，可以求得心理平衡。这也是唐山地震孤儿的心理历程。

    “大家奉献爱心是好的，值得提倡，但应考虑孤儿的感情和长期发展。对于年纪稍长的孤儿，可以征求其本人的意见”，苏幼坡希望，大家在资助的时候，最好也应匿名，“不要让孤儿心里背负报恩的压力”。

    当年的唐山孤儿已经长大成人，苏幼坡说，他们忌讳孤儿的称呼，但永远对国家感恩。汶川地震后，他们已多次匿名捐款。

    董玉国（石家庄育红学校负责人）

    领养可能有不利因素

    “育红模式是可以借鉴的”，董玉国说。

    1976年，从来没有学过心理学的董玉国从石家庄二中党总支书记岗位调离，成为石家庄育红学校的负责人，也成为148名地震孤儿的家长。他说，领导选中他的原因是“会说唐山话”。

    董玉国很快就摸清了地震孤儿的心理。他说，地震孤儿与普通的孤儿不同，因为他们的心灵曾经受创，更容易惊恐。

    董玉国回忆道，孩子们刚来时对地震都特别恐惧，甚至连楼房都不敢进，喜欢在室外待着。一遇到下雨打雷，就觉得特别害怕，认为是地震的前兆。

    董玉国说，育红学校的“疗伤”经验在于集体活动和家一样的温暖感，“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比如下棋、打球，可以让孩子忘掉痛苦”。

    董玉国说，为了让孩子能感受到家乡的气氛，每到过年，他都按唐山吃两顿饺子的习俗，年三十晚上跟孩子们一起包饺子，让孩子年三十夜和大年初一早晨都能吃上饺子。

    董玉国说，像汶川地震涉及面积这么大，还是集中办一个学校比较好，育红学校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这样有利于集中管理，一来集体活动可以缓解孩子悲伤的情绪，二来也可以培养孩子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董玉国认为，领养并不是对地震孤儿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些领养家庭的诸多不利因素，可能会让孤儿难以融入新家，他说：“如果允许领养汶川地震孤儿的话，一定要对领养家庭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是对孩子负责。”

　　杨桂芳（唐山育红学校副校长）

    用集体温暖抚平创伤

    “看到汶川地震失去父母的孩子，就想起唐山地震的那些孩子”，今年66岁的杨桂芳说。汶川地震发生后，她经常在看电视报道时流泪。

    唐山地震时，她34岁，在唐山地委机关工作。后来她受命成为唐山育红学校副校长。学校由幼儿园改建而成，那一片简易房，就成为孤儿的避风港。

    杨桂芳说，地震孤儿不同于其他孤儿，是一个特殊群体。她认为，地震孤儿童年时比较调皮，比较有叛逆性，对他们不能过于严厉。要用集体的温暖来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

    在杨桂芳的记忆中，有个8岁的四川籍男孩，父母在唐山遇难。男孩平时比较孤僻。有一次，他想回四川，就一人从育红学校跑到汽车站去了。她连夜寻找，才找到他，悉心开导后，男孩才打消了回四川的念头。

    多年后，已经长大的男孩对她说，“当时我那么调皮，您还生我的气吗？”温暖的问询，让她浮起笑容。她说，当时育红学校用集体的温暖，医疗了这群特殊孩子的心灵创伤。

    杨桂芳一直认为育红学校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因为在育红学校这样的大家庭里，同样的经历会使他们尽快地从创伤中走出来。

    同时，杨桂芳也点出了育红学校的局限性。她说，对于特别内向的孩子，最好还是让他有个家，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为在学校难免会关照不到。在家里一对一的照顾会更好一些。

　　刘远平（曾在唐山育红学校生活，地震孤儿）

    经历相似容易相处

    5月19日，默哀日。唐山市政府农业办主任刘远平，来到抗震纪念碑前，垂首默哀。

    唐山地震那年，他14岁，父母和弟弟妹妹的记忆画面定格在垮塌的楼房前。当年12月，他和100多名孤儿一起，来到唐山育红学校。

    育红学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类似于今天的爱心学校和孤儿院。唐山育红学校按年龄分为托儿、幼儿、小学、初中和高中。最小学生才8个月，最大的16周岁。

    彼时的震后唐山，满目疮痍。4204名孤儿被分至唐山、邢台、石家庄三处的育红学校。回忆起育红学校的岁月，刘远平感觉温暖，“那里像一个家一样，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感情特别深”。

    同样的经历，团结的氛围，抚平刘远平的心灵伤痕。当时的育红学校，各个年龄的孩子都有，分班不能太细。为了更系统地学习，在育红学校生活两年之后，刘远平转入普通高中。但他一直难忘育红岁月。

    直到现在，刘远平仍和育红的同学一起聚会。这些地震中的伤心者和幸运儿，已情同手足。

    采访中，刘远平电话忙碌，他的育红同学们找他商量收养汶川地震孤儿的事。

    相似的浩劫，让他们对灾区的孤儿充满爱心，同时也希望能尽力回报社会。刘远平不赞成由亲属领养。

    “灾区的孤儿由唐山地震孤儿抚养，会比较好”，刘远平沉默了一下，“因为经历相似，能理解现在汶川孤儿的心情”。他说，如果要社会领养的话，最好是领养一些年龄较小的孤儿，年龄较大就不便融入新家。

　　周洁（曾经是唐山地震孤儿）

    亲属领养存在隔阂

    今年39岁的周洁（化名），在北京一家国有企业上班。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触动了她遥远的回忆。

    周洁是一名唐山地震孤儿。32年前，时年7岁的她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后来，她被亲戚接到北京。

    “没有特别的感觉，可能那时还小”，失去父母的记忆，被周洁模糊或者刻意遗忘。她先被安置在北京的奶奶家，由姑父一家照顾。但因姑父一家也有幼童，她又被送到南方的伯父家。

    伯父家有3个小孩，周洁成为家庭的一员。“总归是有隔阂感，无法融入”，那时的周洁还不懂得咀嚼悲伤的滋味。即便伯父对她悉心照料，但无论怎样，她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地震孤儿”对童年的周洁是一种忌讳，她从不愿提起。在南方，她的同学也并不知晓这个身份。

    周洁在南方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直到高二才返回北京，准备转学并参加高考。高考之后，她到了这家国有企业上班，并结识了同在单位的丈夫。从此生活平淡，幸福。（记者 王鹏 实习生 沈佳音）

    ■链接

    唐山200多名地震孤儿捐款

    据新华社电 汶川地震后，一位唐山地震孤儿在本地网站发了一个帖子，倡议“唐山孤儿向四川孤儿献爱心”，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唐山孤儿的响应，网上相约一起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共同捐款。

    20日上午，200多名唐山地震孤儿来到抗震纪念碑广场，远在外地不能赶来的孤儿嘱咐其他人一定要代自己献一份爱心。32年前，还是孩子的他们在唐山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汶川地震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又让他们聚在一起。

    捐款的孤儿中，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一位孤儿说，尽管当年的地震孤儿有的并不富裕，但同一种报恩之情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多少也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捐款完毕后，他们还将组成“唐山孤儿志愿队”，希望能去灾区，用自己的经历安慰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灾区孤儿。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遗留下4200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十几岁，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这些孤儿分别进了石家庄、邢台、唐山育红学校学习和生活，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