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没有上帝”（ohne Gott）这是对无神论时代状况的判断和承认，即所谓的上帝死了，宗教的上帝死了。圣经的上帝也是将耶稣弃置在十字架上，这也表明“没有上帝”，或者说“上帝的肉身”死在了十字架上。上帝是被这个世界送上的十字架，尼采更加阴险地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然而，纵然上帝不存在，我们也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上帝通过将耶稣遗弃在十字架上教导我们，必须作为一个没有他也能过得更好的人而生活，我们必须学会不依赖于他而生活。当人们真正地成年的时候，真正地自律地独立地没有上帝也能生活的时候，人就与真正的上帝遭遇了，人就会在苦难中遭遇到那个真正的受难的软弱无力的上帝，需要我们强力的人的帮助的上帝，同时这个上帝也以爱的无力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与站在上帝面前（vor Gott），与上帝同在（mit Gott）。对于朋霍费尔来说，一个被一千九百年所坚持的宗教的万能的上帝死去了，但是人们正因此才能重新找回来那个在圣经中被世人钉上十字架的、软弱的、需要现代的成年的人帮助的上帝。

    因此，“上帝之死”不仅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不仅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契机；不仅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转折。“上帝之死”带来一种新的上帝观，或者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上帝，而仍然是圣经的上帝，但绝对不再是本体论神学的上帝，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上帝，不再是拯救灵魂的上帝，不再是道德至善的上帝，不再是世界的统一性、意义和根据的自因的上帝。 真正的上帝就是圣经的上帝，就是一个能受难且已经受难了的上帝。这个上帝正是通过他在耶稣基督中的软弱无助和受苦受难成为人的担当和慰藉。基督教本身是追随基督和纪念基督的共同体和蒙召的人，这些人在上帝面前与上帝一起生活就是分担参与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苦难，为这他人而生活。与上帝一起生活就不意味着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而是以一个成年的人的力量去分担和参与上帝之爱的软弱无力，因为与人的强力意志相比，上帝之爱的本质恰恰是软弱无力的。上帝道成肉身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的人，上帝的肉身耶稣在此世的存在就是全然为着他人的生存，在他的生平和死亡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所谓他的自我和个体的东西，并且他以自己的身体承担了他人的软弱和苦难，亲自上了十字架。朋霍费尔的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更强调此世的耶稣承担世界的苦难的意义，而不是强调十字架的荣耀和十字架的奥秘。

    在无神论的时代中，这个苦难的上帝将成为隐秘的基督徒的全部生活隐秘的中心，是生活复调的坚定而清晰的主旋律。在主旋律坚定而清晰的条件下，就要最大可能地发展其他各个声部的旋律，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督生活的织体。没有主旋律，其他各个旋律就是完全自律、各自发展的；同样没有对位的旋律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旋律，就失去了基督生活的丰富性和整体性，也就不复为基督的生活了。朋霍费尔的复调的比喻不仅针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而且同样适用于基督教神学本身。基督教神学也必须是一个丰富的神学，既不能失去它自身的中心，同时也不能失去它的边缘域。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无疑是失去了神学的中心，也就是上帝之道耶稣基督，辨证神学的革命就是重新确立基督教神学的中心和主旋律。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基督教自由神学和社会福音运动对此世生活的关注被辩证神学中断之后，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如何进入世界的问题。莫尔特曼将辩证神学对自由神学的中断称为“境域的丢失”（Verlust des Horizontes），也即“失去了世界的、历史的、精神现实的境域”。 而神学失去了境域也意味着“失去了中心”（Verlust der Mitte）。这正如朋霍费尔所说，失去了次终极的，也就失去了通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