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说，他不喜欢在人的生存的边缘情境中，在软弱无助中，在生活的自暴自弃中，去企求一个万能的上帝及时显灵，帮他解决一切困难和痛苦。他希望更加真实和坦诚地谈论上帝。在生活的中心，在人的力量中谈论上帝。他不喜欢在生活的彼岸谈论上帝的能力，而要在生活的苦难和现实中真诚地站在上帝面前。他认为，那场人类的自律和世界的成年的“上帝之死”的过程具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一个被启示出来的征象，那就是使人放弃虚假的“上帝概念”，放弃作为在一切地方都起作用的前提和假设的上帝，走向圣经中的上帝，一个软弱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钉上十字架的、受苦受难的上帝。朋霍费尔认为“上帝之死”就是作为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上帝、弗洛伊德的“父法”形象的上帝死亡，就是人要依赖的显神的上帝（deus ex mechina）之死。世界越不相信各种偶像崇拜的人造上帝，也许就因此在无名沉默和渴求之中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上帝。索勒、凯泽曼、莫尔特曼、云格尔、汉斯?昆等六十年代一代的神学家接受的都是这一“苦难的上帝”和“悲情的上帝”。这一上帝就是圣经中的上帝，它既不是哲学的上帝，也不是神学的上帝。除此圣经中的上帝之外并无别的上帝。

    从圣经的上帝来看，那种虚假的上帝（哲学的上帝和神学的上帝）乃是各种世界的抽象属性如全能、全知等的集合。这种思辩中的上帝并不是在人的生存的位格中与人相遇的上帝。中世纪形而上学或哲学中的上帝并不是全然抽象的上帝概念，因为它们属于整个基督教大一统文化，中世纪并非首先通过形而上学来经验上帝的，所以，这种哲学的上帝不可经验的危险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来。当哲学同神学在近代分离之后，尤其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上帝就已经被哲学以及哲学的神学（如自然神学、理性神学、宗教哲学等等）弄得不再可经验的了，进入哲学中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再也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了，人们也不再能从哲学与神学一体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安瑟伦和阿奎那的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意义了。因此，大神学家蒂利希的后有神论重新把上帝视为存在本身，他认为所谓的“上帝之死”只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指出“一种”有神论的上帝概念的死亡。“上帝之蚀”只不过是人以其力量和意志遮掩掉了上帝的“一部分”而已，作为存在的基础和终极关怀的上帝始终与人的生存相互关联。

    朋霍费尔是基督教世界中第一个按照尼采所说的“理智的诚实”接受“上帝之死”的时代状况的。朋霍费尔的神学是以对上帝之死的承认为前提的。因此，称朋霍费尔的狱中神学是一种“上帝之死神学”似乎也有一点道理。但是，对于朋霍费尔来说，接受上帝之死只是第一步，他的神学努力就在于回答一个问题：在无宗教的时代中，基督教是否还有可能？对上帝的信仰是否还有可能？朋霍费尔的神学最终是否是一种耶稣论？朋霍费尔对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的衰落和对传统的上帝信仰的崩溃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基督徒和神学家，朋霍费尔对此他毫不回避而是诚实面对。这是朋霍费尔的人格和思想最感动人的地方。一个无神论者声称上帝之死，或者一个基督徒声称信仰上帝，这都不足以触动这个时代的神经，唯有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和一个深刻的神学家说出“上帝之死”的时候，并在无宗教的无神论的时代中寻找上帝的时候，这才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

    当朋霍费尔在1944年7月16日的信中用一句拉丁语（etsi deus non daretur）来表述他的上帝信仰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良苦用心。这句拉丁语是一个虚拟句，意思是“即使上帝不存在”，其含义是说“上帝看起来好象是不存在的”，但这决不等于一个“上帝不存在”的断言。不存在的或者消失的是宗教的上帝（Gott der 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