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时代。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化枯竭的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激烈变革的时代。现在人们说“宗教”一词的时候，与它本来与信仰同义的含义已经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了。作为基督教之为基督教的宗教先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宗教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说在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上帝已经完全没有地盘的话，至少宗教还是保持为拯救个人的灵魂的私事。但是朋霍费尔说，他特别害怕与还有所谓宗教性的人在一起谈论上帝。因为那听起来不太真实。他们仍然一到智穷力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就谈起上帝。

    他分析道，这种情况是一场人类走向自律、世界走向成年的运动的结果。他在1944年7月16日的信中说：“历史地看，走向世界的自律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神学中，首先是切伯里的赫伯特勋爵，他宣称理性对于宗教认识就充分足够了。在伦理学中，蒙田和博丹他们以生活规则取代了上帝的诫命。在政治学中，马基亚维利他使政治学说摆脱了普遍的道德，并建立了‘国家理性’学说。此后，仍然在人类社会自律的方向上，但内容又有所不同的是格劳修斯，他把国际法作为他的自然法，‘即使上帝不存在’（etsi deus non daretur），它也是一种有效的。这个过程最终在哲学中得到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是一部机器，无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认为上帝就是自然。康德根本上将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这些思想的目标就是人和世界的自律。

    在自然科学中，这个过程开始于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及其‘异端’的空间无限理论。古典的宇宙与中世纪被造的世界一样，是有限的。一个无限的宇宙无论怎样设想，‘即使上帝不存在’，它都会自行运转的。的确，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的无限性并不象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那些有限的宇宙概念上去。上帝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科学的起作用的前提现在被抛弃了，甚至上帝作为宗教的或哲学的前提也都被抛弃了，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尽可能地抛弃这些起作用的前提，乃是一种理智的诚实。”

这就是朋霍费尔对时代的信仰状况的诊断。无疑，朋霍费尔所开列的世界历史的世俗化进程和独立中立化进程的特征还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上帝之死”，“世界的除魔”，“欧洲虚无主义”，“世俗化”，“无神论”等等不过是我们最常用的几个标签而已。在整个持续三、四个世纪的西方现代历史进程中，许多社会历史政治事件或科学文化事件，甚至地理发现、技术发明都可以作为标志性特征描述这一进程。 当然，也可以用基督教内部发生的许多事件来标志这一进程，比如布鲁门伯格认为，中世纪晚期上帝绝对意志的唯名论对人的自持的要求和授权乃是近代的开端；而有人则把基督教的世俗化追溯到灵知教派；韦伯甚至将“世界的除魔”一直追溯到旧约。沃格林把宗教改革的教会分裂和教派迭起视为近代的开端也许是老生常谈了；海德格尔和朋霍费尔都认为路德的称义的确定性无疑受到了笛卡尔的自我意识的确定性和明晰性要求的影响；舒茨（Paul Schütz）说路德的唯信主义是现代个人主义和信仰私人化的起源……朋霍费尔既从基督教内部体验和思考，也从近代的世界历史去思考“上帝之死”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朋霍费尔最后的提问“那么，还有什么空间留给上帝呢？（Wo beh?lt nun Gott noch Raum?）”并不是对基督教严厉的诘问，而是对基督教的呼召，吁请对“上帝之死”作出神学的解释和信仰的决断。这就是他在同一封信中所说的，对基督教及其神学体系和教义体系进行“非宗教的解释”，尽管在神学和教会本身看来这是非常激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