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欧洲虚无主义”，就是欧洲精神“无家可归”的状况。杀死了上帝就意味着欧洲旧的文化体系的转换，意味着进入了一种“非基督教道德”的时代，意味着进入了一种彻底的政教分离的时代。在这一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发生价值、意义和本体论基础的危机。这一危机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基督教本身的危机只是这一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上帝之死”就是对这一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最特征鲜明的根本表达。因此，“上帝之死”并非一个浅薄煽情的口号，而是一个深刻的时代诊断。尤其是那些深刻地经历了“上帝之死”的时代经验的思想家，对于他们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基督教的或神学的或信仰的问题。

    “上帝之死”这场庞大剧烈的变革不仅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的彻底消亡，而且也意味着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以基督教人性论和基督教道德为核心的伦理体系的彻底崩溃，首先更意味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神学的上帝概念的破产。“上帝之死”的境况提出的严峻的问题就是，基督教要么彻底消亡，要么彻底更新。整个处于这一前提之下的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不可能象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一样无动于衷。因为，在“上帝之死”的时代里，如果神学家和基督徒也默认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话，如果也支持传统的上帝概念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就不再有任何根基了。那样的话，除了是一种传统的惯性和宗教习惯之外，基督教神学和教会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尼采的“上帝之死”是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上帝之死”所引起的上帝问题在基督教内引起了双重的危机，即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tskrise）和现实相关危机（Relevanzkrise）。因此，二十世纪所有新的神学必然要打上“上帝之死”这一危机事件的明显标记。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神学都处在“上帝之死”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二十世纪西方神学和教会持续不断的变革正是回应时代中上帝信仰的艰难困境。 这其中，朋霍费尔乃是在神学上、在教会上以及在基督徒个体的实践上，最深刻、最诚实、最坚定地回应这一时代的困境的天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当代基督教圣徒。正是受到朋霍费尔的影响，才有二战后的英美的“上帝之死神学” （安立甘宗的阿尔泰泽、瓦哈尼安、范布伦、加尔文宗的哈密尔顿、安立甘宗的罗宾逊、考克斯、犹太教的鲁本斯坦等），和德国的莫尔特曼、云格尔、奥特和索勒等人的“上帝之死之后”的神学。

    二、朋霍费尔的回应与反思

    被罗宾逊称为“上帝之死神学之父”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最清楚地让人们看到时代信仰状况与信仰本身的区分，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何面对上帝被驱逐出西方人生活的中心的时代境况。朋霍费尔的事业一言以蔽之，就是阐明在一个“上帝死了”和“世界成年了”的时代中，做基督徒的意义、基督教会的意义和圣经话语的意义。

    朋霍费尔1943-1944年在特格尔狱中，作为一个神学家、基督徒和同时代人，他以书简的方式向世界谈到了自己对时代信仰状况的诊断。他说，基督教在今天成了一个问题。赎罪和拯救，悔改和新生，神圣的圣灵，对敌人的爱，十字架与复活，在基督里生活，基督徒的身份，所有这些通通成了问题。人们不可能再具有宗教气质和宗教情感了。人们从生活中消除了痛苦，并以此为生活的追求。人们也几乎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能理解原罪的意义。人们不再能理解什么是律法，也不再能理解上帝之国和公义了。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事务中，在普通人的心中，被人们称之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失去他仅存的一点地盘。没有上帝的生活完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