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科举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以封建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为基本前提的。科举制只是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士人都有可能通过读书进学而步入仕途，由此即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进士被解释为“可进而受爵禄者也”，人们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唐代进士放榜后要过堂谒宰相、谢座主、赴期集，并有曲江大会、雁塔题名、杏园宴游等活动。“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议》卷上）步入仕途前后政治、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对普通士人带来强烈的精神动力。而步入仕途机会的平等，则使得这一精神动力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在世袭制条件下，入仕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普通士人因为无望所以亦不幻想。而在科举制的条件下，只要努力，一切幻想均有可能。

　　与科举制度相伴随，“学而优则仕”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干禄”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韩愈曰：“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韩昌黎文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顾炎武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顾亭林诗文集·与潘次耕札》）“学”因此而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仅仅成为步入仕宦的门径；“优”也不再是充裕之优，而演化为优秀之优。“学而优则仕”，只要学得好，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荣华富贵，就可以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是一政治号召，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使其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乾隆皇帝谓曰：“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士之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13]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立身，不是为了济世，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利禄，为了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在孔子以至先秦儒家思想体系里，是“内圣外王”精神之体现，而在科举制度下，则成为士人登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门径。

　　科举制度下，劝学、好学之习成风。“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连堂堂皇帝亦作起了劝学诗。宋真宗《劝学诗》曰：

　　富家不用买粮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好学、重学本是良好的社会风尚，但好学、重学的背后却是对于功名利禄的强烈追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关汉卿：《陈母教子》头折）劝学者，非劝之道，而劝之以利也；好学者，非好学，而好利者也。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整个知识阶层除了举业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关心。封建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使其不再具有独立性；科举制度则进而腐蚀以至淘空了士人的灵魂，而使其不再具有思想。自古以来，有帝王亦有圣人，有势亦有理。“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吕坤：《呻吟语》卷一之四《谈道》）而在封建专制下，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条件下，严厉的政治控制与巨大的利禄诱惑，使得士人不得不仰仗权势，不得不匍匐在帝王的脚下。如此以来，士人只知有势，而不知势之外还有其理。

　　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固然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分不开，但只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还只是脑力劳动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