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她要消灭公妻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女性参加运动的程度。”

　　(五)，后现代的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斗争方式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在著名的《突围》中，西克苏斯揭露了一些二元式的分离主义表现男性的优越和女性的卑下的对子，如：积极/消极；太阳/月亮；文明/自然；白昼/黑夜；思想总是被对立面所影响；言说/写作；高/低；被双重的、统治地位的观点所影响。在西克苏斯看来，所有这些二分法在基础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中都能发现它们的启示——男性总是和那些积极的、文明的、光明的、高贵的或者通常是乐观的联系，而女性却总是同那些消极的、自然的、黑暗的、卑微的或者通常是悲观的相联系。而且男性/女性二分的第一个术语就是从第二个术语分离或者背离出来的。男性是自私的，女性是他的另一面。这样女性就在他的术语中存在于男性的世界里。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他的影子，或者她是“不能思考的”，“没有思想的”。

　　后现代女权主义看到，女性解放运动也会遇到特别的阻碍，——如果女性允许她们自己陷入权力的陷阱中，陷入权威的比赛中，如果她们允许她们自己被“患妄想狂的”男性政治运行所玷污，她们作为女性无处可说，无事可做。女权主义者用解构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女权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用时间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种区分的尺度，将女权主义的发展做了代际的划分，以此来解释女性主体概念的变化和女权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娃把时间分为：线性历史的时间和另一历史时间（永恒的时间），她指的是历史的时间，而不是永恒时间（把女性推向母性偶像）。克里斯蒂娃的“代际”概念，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代是指身体和欲望的心理空间，各代可以同时共存，甚至相互交织。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倾向，工业化基础的父权制关系由多种途径得到强化。就业合同为把女性限定在低工资、少收益和较少发展机会的位置上做了许多规定，这是男性至上主义的一个例证或说是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即父权制建立的物质基础。资本与父权制相互联合在就业中绝对的职业隔离，引起了男女工资差别——同工不同酬和女性承受家务劳动。

　　后现代女权主义还关注女性权力，任何女性都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力，拥有、管理和运作自己的权力。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后现代语境下女权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权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

　　(六)，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是承担全球化问题解决和治理的重要任务的派别，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们宣扬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他们看到了生物的（动物的）世界与社会（人类的）世界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