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工具即奴隶，对奴隶人身的直接占有就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本的社会，人只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者以及附属者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价值为本的社会，从而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资源浪费和自然破坏的社会根源。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人为本的社会，就是说，不是仅仅以某一部分人为本。 
        
        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 会从构成上看是以家族为本的，从结构上看，则是以官僚为本的，从而强调稳定就势必强调官本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家族，而维系力量仅来自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进行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组建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在城市组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工商企业。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办社会和普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表明，在市场内在化的过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个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或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改革开放之前，单位一词 被城市人普遍地用于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因为不管那些社会组织在形式上如何的千差万别，在等级上如何的高低悬殊，他们都是个人依附、个人必须服从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成了家族在城市中自我延续的一种形式，城市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变成了组织单位人。相对于农村的人民公社来说，城市单位的凝聚力要大些，或者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要大些，因为城市单位的构成要素是个人而不是家庭。但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改革的起步风险也要大些。在农村，关键是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城市，则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解决再就业的问题。 
        
        笔者在前面的分析表明， 市场内在化的本质是要把个人转变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把依赖于家族或组织单位的个人转化为独立的社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市场的发展直接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的抑制，这种抑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家族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官僚体系因商业化而腐败。当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稳定家族社会本身，因为由中原地区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需要家族这种社会的组织形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小农经 济早已过时。实际上，自1848年以来，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敌不过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是人情社会输给信用社会的历史。[17] 改革是中华文明的自救。从孙中山的“唤起民众”，[18]到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再到邓小平的“放权让利”，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式的官僚体系的否定或怀疑。要推动市场的内在化，只能从触动官僚体系开始。但是，数千年的家族社会早已给中国人打上了家族或小集团利益至上的烙印，因此，没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又很容易天下大乱。 
        
        正是在这种权力的欲放不 能、欲收不忍的过程中，“放权让利”演变为“争权夺利”。中央放权让利给地方和企业，不是放权让利给个人。中央放的是经营之权，让的是盈利之利，但下面往往争的是控制之权，夺的是他人之利。因为传统家族社会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