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进而分别订立一系列合约的过程，这些合约对应的协调机制，亦即类似威廉姆森意义上的治理结构，以及地方政府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中找到线索。

    二、地方政府竞争：基于合约理论的分析框架

   　　(一)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代理关系

   　　代理合约发生在委托人—代理人的互动关系中，委托人赋予代理人决策权力并要求代理人代表他完成某种任务。给定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到处存在，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就会凸显出来： (1) 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 (2) 代理人能够观察到委托人察觉不到的内容，在一些情况下代理人可能会出于利己考虑，欺骗或对委托人隐藏信息(菲吕博顿·芮切特，2005) 。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上下级领导隶属关系。可见，上下级政府间处在一种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上下级政府间可以被视为签订了一个多任务代理合约，即下级政府作为“代理人”完成由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指派的各种任务，包括经济增长、保护环境、公共设施建设、计划生育、提高教育水平、社保医疗等，上级政府根据上述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下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从上级政府(委托人) 的角度考虑： (1) 技术上，代理任务中比如经济增长( GDP) 量的方面，容易用统计数字测量、评价，但更多的任务的完成情况往往需要从多方面考察评价，需要上级政府支付包括建立多种监督下级执行的费用，如增设专门派出机构、多派人手下基层调查等，这样对多任务执行和完成情况监督的预期费用会较高； (2) 给定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到处存在和自上而下较长的信息链，考虑到考核任务较多且多数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容易测量，上级政府始终处在对下级政府的非对称信息状态中，下级政府往往有隐藏真实信息，向上隐瞒、谎报信息的冲动。结合以上两点考虑，理性上上级政府(委托人) 将做如下安排：化简代理合约以经济增长单一任务反映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公共管理水平，并且达成某种协议，若下级政府的经济增长任务完成情况好，它的主要官员将获得自上而下的政治支持，反之则“下台”。   　　从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角度考虑，现实中代理人面临着双重不确定： (1) 主要官员任期不确定。下级政府主要官员任期的稳定性往往不能得到保证，同时又面临着经济绩效核心的政绩考核压力，因此在任期内向上显示政绩的有效方式只有追逐“短平快”式的经济增长目标； (2) 社会全面发展后果不确定。地方官员以辖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诚然是正确的，追求全面的社会进步短时期内效果不明显、周期也很长，出于理性考虑把经济增长作为单一任务取向更容易向上显示政绩。   　　可见，上下级多任务委托—代理合约的难点，导致合约化简：上级政府(委托人) 仅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评价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公共管理水平。它导致以下后果： (1) 如何有效发展本辖区经济被下级政府置于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投入要素是稀缺的，因此不得不参与要素竞争，甚至采取种种过度竞争以“抢夺”要素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向上显示政绩； (2) 由于上级政府(委托人) 的有限理性、自上而下较长的监督信息链，使委托人监督代理人、获取代理人信息需要支付高额的信息、监督费用，这些费用太高以至于委托人要承受代理人的机会主义风险，因此它并不能完全控制该合约的诸多非合意后果或外部效应的发生，如当下级政府(代理人) 专注于辖区收益最大的“内部性”问题时，却把解决市场分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外部性”问题留给上级政府(委托人) 处理，也不见得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机制，有效约束下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