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者向戴王冠的立法者呼吁社会主义是寄托在“偶然性”上的，尽管概率极小，但他们相信只要不停地呼吁总会成功的。然而他们动情的呐喊和诚恳的呼吁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回应，连同他们小范围的试验一样最后都消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之中。只有被马克思视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各种合作工厂（包括工人自治的合作社）像点点孤岛仍然挺立在汪洋大海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与诉诸于人的理性和良知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道义上的愤懑或责难不论如何地合情合理，但在科学上是无济于事的。向戴王冠的立法者呼吁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是一厢情愿。一个社会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是不可能自动消亡的。必须找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诞生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预言和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载体”以及过渡的方式，于是空想变成了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是相对于“空想”而言的。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

      然而，设计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身上并非完全统一。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战士的马克思是截然不同的。作为学者的马克思，他力图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他关注现实的革命运动，关注资本主义的崩溃过程，他试图亲眼看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到来。前者的马克思的头脑中荡漾着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条不紊的思绪，后者的马克思身上却燃烧着革命者的激情。马克思一身兼有德国的哲学家头脑和法国革命家的心灵。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从哲学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但正由于马克思对革命的热切期盼，他也和康德一样“限制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他为自己的“逻辑”留下了缺口而不能自洽。比如，他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变化轨迹作过如下的推演：在奴隶主和奴隶的相互斗争而同归于尽中，产生出封建主和农奴构成的封建社会；封建主和农奴的相互斗争的同归于尽又产生出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按此逻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斗争而同归于尽应产生出一个新的自由劳动者群体，并由其完成社会主义的使命。但是，热切渴望新社会到来的马克思给自己留下缺口，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而具有“特殊性”，可以通过“专政”消灭其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和自身来完成历史的使命——建立社会主义。为了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马克思竟没有彻底地遵循黑格尔的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的黑格尔逻辑的推演在此打了折扣⑨。

      但是，马克思并不单靠黑格尔逻辑的推演来预言社会主义的，作为学者的马克思时刻关注着资本主义现实的运动。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变化，新的情况层出不穷，《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长达近20年时间马克思竟然没有整理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实证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其宁可拖延成书也不愿草草了事，这一点从恩格斯晚年中的一些书信和文稿可窥见一斑。比如，资本主义银行的发展和股份制的扩张带来产权的社会化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另外，他们也改变了一些早年的看法，例如，晚年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通过合法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等等。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和斯大林版的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