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息共振效应，作为社会全息元的人来说是强身健体的重要因素。”[11]（P56-62）

一切物质都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因此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事物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dalanffy，L．V．)正是从有关生物和人的“生命问题”出发提出了一般系统论，这表明生命形式或生命过程是最能体“物质的系统存在”这一特性的。既然如此，那么以“人”为研究和服务对象的医学就应当充分体现人以及人的生命现象的系统特性。因此，医学模式的研究也就不能摒弃系统论这一根本方法。上述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探讨，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相对于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言，更具合理性。

医学模式来源于医学实践，也反作用于医学实践。进行医学模式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利用科学的医学模式来指导医学实践。那么，在上述各种医学模式中，究竟应当用哪一个来指导医学实践呢？也就是说，包括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内，上述各种医学模式中，哪一种最科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也就没有绝对科学的医学模式。因此，很难在上述医学模式中选择一个最科学的作为医学实践活动的指导。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争论的价值，真理愈辩愈明，关于医学模式的争论至少可以把“什么是更合理的医学模式”的信息传递给医学实践者，从而使其言行更加合理。

3、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研究的两种错误倾向

在医学模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值得我们正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滥用“医学模式”这一术语；一是对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盲目自恋。

首先，“医学模式”的滥用。随着医学模式研究的深入，“医学模式”也变成了一个时髦术语，一些研究者在不问医学模式的真正含义时便胡乱使用，希望为其研究成果贴上“时髦”的标签。医学模式是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关于医学特征及医学行为方式的概念，属于医学观和医学方法论范畴。它涵盖了医学认识和医学实践各个环节的具体模式，如疾病预防模式、疾病治疗模式、病人护理模式、医患关系模式、医学研究模式、医学教育模式等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较低层次的各具体模式称作“医学模式”。这是一个常识问题，然而此类问题却比比皆是。例如文章《浅谈“以疾病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国医学伦理学》2000年第4期)中的“‘以疾病为中心’和‘以患者为中心’医学模式”应当属于医疗模式；文章《谈心式医学模式的体会》(《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1年第9期)中的“谈心式医学模式”应当属于疾病治疗模式或病人护理模式；文章《循证医学——发展中的医学模式》(《中国综合临床》2002年，第1期)中的“循证医学模式”应当属于临床医学模式；文章《肾友会——一种新的医学模式》(《透析与人工器官》1998年第4期)中的“肾友会”更不能说是一种医学模式，只能算是一种病友交流模式；文章《小儿急诊医学模式的探讨》(《用儿科临床杂志》2000年第3期)中的“小儿急诊医学模式”只应属于一种医疗模式等等。

其次，对传统医学的盲目自恋。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在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东西犹如繁星，这就助长了一些研究者的历史自恋情结。他们通常认为：“国外有的，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而且比国外的还要先进”。关于医学模式也是如此。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传入中国以前，大多数中国人就连“生物医学模式”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对医学模式进行研究了。然而，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传到中国以后，一些研究者就开始在中国历史中寻找是否有与之相同或相似之处，一旦找到，便津津乐道地说“中国传统医学模式就是典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例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医学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