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这表明“仁爱”、“达理”是“医者”的必备条件，“医者”正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中国素有“人文学术之邦”的美称，人文关怀一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内涵。中医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医疗活动是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着对病人的尊重、关怀，主张与病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充分体现了“医乃仁术”的基本原则。

无论作为有共性的科学技术还是作为有特殊性的医学，无论是古代哲人的论述还是当今人们的期望，都把“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作为医学的理想模式。

进入20世纪以后，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潮流中，医学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和药物可谓目不暇接。医疗设备和药物的先进，是医学技术现代化的表现，也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重要条件，其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科技万能”、“技术至善”主义的张扬却使当今医学出现了非人性化的倾向。医学工作的对象不再是病人，而是疾病；病人也不再是完整的富有情感的人，而被当作一部需要修理或更换零件的机器；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乃至整个社会人群，都沉浸在“先进仪器设备和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之中。这是技术至善主义引导下的“医学异化”，表明医学已逐渐背离了其固有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在违背“科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医学异化”带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健康幸福，而是不一定有效的“新药”、不一定必要的手术和一定昂贵的医疗费用。据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在成千上万种药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② 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因误诊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见钱才开”、见死不救的医德失范，药品和医疗器械销售中的肮脏交易，以及存在于医药卫生战线的其它腐败现象等。这些都是医学与人文精神脱离的严重后果，不仅无益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而且最终将束缚医学自身的发展。因此，现代医学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呼吁医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医学在发展中遇到或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医学自身是难以解释和解决的，不得不借助于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例如当医院的经济利益或规章制度与救死扶伤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当医患关系紧张直至产生医疗纠纷时；当人们对卫生资源分配不公而提出批评时；当医学新进展给传统伦理道德带来冲击而导致新的恐慌时；医学将何去何从？人们将如何抉择？这些问题不得不依靠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哲学等交叉学科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增进人类健康角度看，还是从医学自身发展角度看，都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在构建医学与人文完美结合的现代医学模式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

其次，新世纪新形势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医学人文学的建设。

弗洛姆曾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③ 的确，在打碎了神学桎梏之后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科技进步的速度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但也正是这个奇迹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物质淹没了人性，科技代替了人文。回顾20世纪的得失，我们明确了21世纪的责任：回归人文，找回人性。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屏弃科学技术，拒绝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而是要求在科学技术中注入人文精神，在物质追求时注重人性修养，实现科技与人文、物质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新世纪，新使命，要求有一代新人。何以培养新世纪能肩负新使命的新人？当然要依靠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完整教育。20世纪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