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兼顾当前发展动态，这的确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我们军医大学传染病学教材的最新版本出自1994年，按照编写著作的一般规律，所介绍的内容大概不会晚于1993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霍乱一章中，这本教材对霍乱弧菌O139只字未提，这样一本教材用于2000年的教学显然已经很不合适。我们在备课时不得不基本脱离原教材，大量参阅一些新的大型专著和学术资料，并尽量吸收一些重要的已定论的内容。但是，学员意见很大，他们不反对接受新的东西，但他们需要有与教员授课内容基本一致的教材。在应试教学模式下的医科大学的学员不仅负担重，而且十分看重考分，基本无暇看更多的课本外书籍，尤其是传染病学参考书。对教研室而言，新编教材或发放补充教材，不仅有一个工作量的问题，还牵涉到一些“规章”、“规矩”的问题。可谓“难”！

困境之四：教员梯队不稳定，师资质量不高，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由于文革造成了人才梯队断层，以及学科的萎缩使得传染病学学科缺乏吸引力，导致从事传染病教学和医疗的师资队伍趋于衰弱。教学医院的人员配备是一种双轨模式：医师兼教员。而求职者首先考虑的是做什么科的医生，真正乐于献身传染病医、教者为数不多。这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教师队伍的扩大和师资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否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不仅如此，部分学员也或多或少地对传染病学的学习缺乏兴趣，甚至有人在入学时就已经确定了毕业后的求职方向。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学员大多把做外科医师、心血管内科医师、肿瘤科医师作为首选，问津传染科者几乎为零。这必然影响到教员和学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面对学而无欲的学员，再加上前面谈到的种种困难和实际情况，教员感到“没劲”，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困境之五：教学手段混乱，学员好恶不一，影响教学效果。近年来多媒体教学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很大，其总体效果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不同教员、不同教研室、不同学校，在教学器材的配备和教学手段的使用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一堂课上，板书、挂图、实物、幻灯、普通投影仪、多媒体投影仪、录像，要么五花八门，什么都用，令学员眼花缭乱；要么形式单一，使人乏味。但这些年来，争议颇多的，或可称之为焦点话题的仍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如何利用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与多媒体教学相关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作用，并提高它的使用效果，的确是一门艺术，对这个问题我们曾作过探讨。总体看来，多媒体手段使用不当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教员。要么完全依赖，要么使用不熟练，要么干脆不用，这种现象已经在学员中产生很大反响。我们对去年传染病教学效果做过调查，其中针对教学手段的问题，学员反映的几点意见值得重视：第一、用Authorware制作的课件不受欢迎；相反，Powerpoint下的多媒体幻灯却大受青睐；第二、个别教员用的手写薄膜视觉效果太差，令学员不满；第三、使用机械幻灯时明暗切换显得杂乱。

困境之六：医学院校所在地区的差别导致教学效果的差别。第二军医大学地处上海市，本地区常见传染病以病毒性肝炎为主，伤寒、细菌性痢疾、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等均不多见。我科在近三年内只收治过一例恶性疟；没有诊治过一例乙脑。而其他三所军医大学分别在广州、重庆、西安，传染病谱和病种比例各不相同，与上海比较差异更大。比如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经常诊治到疟疾、立克次体感染等；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员经常接触到肾综合征出血热。同样是军医大学，由于地区差别，见到的病种不同，培养出来的学员所掌握的疾病知识肯定有差异或多寡之别。但对于部队医学院校的学员来说，为适应将来的工作，似应当在传染病学这门课程中见到更多病种。可是，就读于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