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装革命，而乡下的阿Q，也一夜之间完成了戏剧性的突变，成了未庄的英雄。他首先在县城像看戏一样看到杀革命党，回来后摹仿砍头的姿式，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阿Q、王胡成了剧中人物，观看的未庄人也都悚然而且欣然了。在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革命始终是一种戏剧状态，以幻为真：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颗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盅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于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Q老，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nbsp;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有人在阿Q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典型，有人则看到中国人的典型。  阿Q至死都不辩真幻，去刑场的路上，他又进入一种戏剧情景，他想唱几句戏！可怕的不是真实的幻觉在艺术中，而是现实的幻觉在生活中；可怕的不是文学中阿Q性格的戏剧性，而是现实中阿Q的子孙千千万，表演性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阿Q发现，革命的变化是改换装扮，剪去辫子或辫子盘在头上，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四十年后的革命改天换地，当然，重要的也是换了装扮。1954年，法国《世界日报》记者罗伯特·吉兰到中国，令他惊奇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装扮得像剧中人，清一色的蓝色人民委员式的上衣加斯大林式军领，扣子排到脖子上，口袋里插一支自来水笔。          又过了10多年来到中国的法国记者们就更吃惊了。一场浩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竟从批一部戏开始，而文化革命的成果，是创造了八部样板戏。天地大舞台，全民都在表演，早请示、晚汇报，开会誓师或声讨，集体跳忠舞，英雄人物学毛选，生病了也不用吃药，毛主席语录像咒语一样，念几句似乎就勇气倍增，无所不能。从红灯照到《红灯记》，人们不难悟到其中一贯的戏剧性。人生如做戏，一段招式，几句咒语，表演可以超越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一个世纪如连台戏，世纪末了，又有人聚集在一起，演练一套极具表演性的功法，牢记一些台词般的咒语，这次不再排刀排枪，却要放下生死，升天园满。现实生活经验越狭隘，虚幻的世界就越广大，甚至没有界限，理性也就毁灭了，灾难降临。秦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传统中国文化中戏剧的独特功能，塑造了一种明显带有戏剧化倾向的文化性格。笔者在此提出的中国的戏剧化文化或中国文化的戏剧性格，不是美学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学与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它指一种由戏剧塑造的文化类型，涉及到所谓的民族性格与精神特征。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试图在法国的民族性格与传统中解释这场革命的必然性。在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的诸多民族文化性格因素中，托克维克发现了一种文学政治：文学家带着一种热情而富于想象力、轻率而不务实际的理想化的文学思维，发动、进入革命并塑造了这场革命，使这场革命也带有某种文学色彩。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及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笔者关注的是中国文化性格中深层心理结构上的戏剧性。它表现在仪式与思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仪式特点在于一种表演性，而思维特点则在一种集体表象。二者的功能都在于在幻觉中超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或混淆二者。从义和团与戏曲的紧密关联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戏剧性格，从红灯照到红灯记、从神拳到神功，我们试图在个案与一般之间，发现某种研究范式的可能，揭示戏剧是如何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性与思维方式，并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明恩溥在乡村戏剧一章中说：
       或许中国戏剧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将这种戏剧当作一种生活理论的导引，而对这种理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坚定不移的信奉者，尽管他们自己未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中国人就是严格地按照这种观念生活的，他们在心理上对实际的现实和理论上的’现实’不作区分。这种理论上的’现实’，如果推到极处，就是虚构了。 
       ……可以肯定，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中国这样彻底地表现如下这个理念：’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过是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