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一教导，在兵团美术创作学习班开始时，我又画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幅草图，力求找到一个较好的瞭望塔角度和画面构图，来反映边防战士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尽可能深刻地揭示油画的主题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把构思又深入了一步。从那首歌曲的重于抒发豪情的节奏中，我受到了启发，确定了作品的基调是抒情的，因此把画面的情节，从初稿的发现敌情改为正常的值勤，以利于更深入细致地刻画我边防战士为伟大祖国站岗的庄严、自豪，又富有责任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战士这种平时即具有的高度警惕的神态，又能使人联想到发生情况后他们的必然行动。为了能从多方面去塑造英雄的性格，我增加了一个上来查哨的指挥员。这个人物的安排还增加了地面和高耸在半空的哨棚的联系。为了更好地体现军民联防的思想，在首长的启发下，将哨棚里的战士处理成兵团战士，并选择他打电话的时刻，用电话把哨棚同地面，同后方，同北京联系起来。在地面的处理上，我在近处安排了一个小岛和江汊，根据江边生活得来的知识，又在岛的外侧画上两个航标，以说明这是我国的领土……（10）

沈嘉蔚也是一位浙江籍的知青，生于1948年，是1966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于1970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在42团政治部的宣传股任美工。与他一起成为后来黑龙江知名知青画家的还有陈宜民、李斌、刘宇廉。陈宜民他们都是来自上海，是区少年宫的美术组成员，并有一定的创作业绩。李斌的一幅木刻《造反有理》发表在1967年的《人民画报》上。陈在三师19团，沈在四师42团，李在41团，刘在五师50团。在这些建设兵团的每一个师、每一个团中，都有画画人的位置，但名称不同，有的是电影放映员，有的为美术员，除了一些需要突击的情况或兴修水利外，他们基本上终年脱产。脱产期间70%的时间用来画宣传劳动模范的幻灯片、办展览等，只有在被借到兵团总部或师部时，才能得到

创作的机会。当然，这些知青画家来到兵团后的第一年里，都还是与其他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劳动有时是一般的农活，有时则是伐木这类重活。

1969年底，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赵晓沫、李建国、尤劲东、赵雁潮、陈新民等20多名学生，自愿要求去生产建设兵团，支持边疆建设。他们虽然只受过一年的专业训练，但见识颇广、才华横溢，给业余出身的知青画家以极大的影响。

兵团文化部任命原转业军人郝伯义负责美术创作。他当时30出头，极富组织热情，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交待的创作任务，他组织起了学习班，并亲自动手制作了学习班所需的桌、椅、床等。沈嘉蔚在20多年后的回忆中这样写道：郝是兵团美术创作的灵魂人物，没有他也就没有这一个小文艺复兴的出现。（11）郝主张学习班的创作以群体的面貌出现，并将60年代红极一时的北大荒版画的整套技法全部传授给学习班的版画组成员。他们各自构思草图，然后集体进行修改，让能力较强的改稿，定稿后指定一人刻印。当1972年恢复公开署后，最后的完成者便可署上自己的名字。

兵团的直接领导是沈阳军区。1971年为准备1972年的全国美展，军区从兵团抽调了一批美术骨干进行命题创作。在这第一次展览中，兵团的知青的成绩并不理想。不过，这种机会使他们获得了充裕的时间来进行专业知识上的补习。他们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彼此间交换珍贵的学习资料－剪贴本进行欣赏临掌。这些剪贴本的内容大都是他们从兵团俱乐部偷出来的《苏联画报》。对这些资料，他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这使他们的负责人郝伯义为之担忧。他担心上级领导发现这类复辟封资修的活动而取消整个学习班。在反苏防修的声浪中，年青的艺术家们仍然斗胆将苏联艺术奉为自己的偶像，因为这是他们在当时惟一可以见到的外国艺术作品。1971年，沈嘉蔚所在的四师７名创作人员集中在一所停办了的农垦大学的校舍，进行老红军题材的连环画创作。农大的一位教员是美术爱好者，他藏有几大册苏联《艺术家》、《造型艺术》杂志及苏联画报上的油画作品，他坦诚地将它们借给这些年轻人。他们如获至宝、忘我临摹。不久，他们又去了哈尔滨修改画稿，沈嘉蔚与李斌睡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书架上的苏联《星火》画报中的插图，又使他们着了迷，临上了厚厚的一本。这些印刷劣的苏联艺术品，不仅影响、甚至可以说统一了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充实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速写是他们记录生活的工具，也是进行基本功训练的手段。因而传阅速写本，也成了他们交流艺术经验的渠道。除了面对生活进行直接写生外，他们还常常画电影速写。在当时，内部电影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最大的精神享受，也为速写训练提供了机会。看完一场电影，他们都要记下几十个镜头，这对他们后来的创作，尤其是连环画创作帮助不小。据说，这种电影速写的风气是由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传播开来的。沈嘉蔚是速写方面的高手。他从登上支边列车后，就开始画速写，在兵团期间，他画了厚厚的十几本，但都被别人借去临摹学习了。这些速写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一两个动作或景物，其中的一些画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创作成分。他们互相间毫无保留地传授有限的表现技法，有时一个人在技术上的一些小小的突破，都可为大家带来无穷的乐趣。（12）

在接连不断地创作过程中，他们逐渐暴露出了业余作者的弱点，无论是基础的造型能力还是画种的专业技术，都使他们迫切地感到要进行补课。为了增加解剖方法的知识，沈嘉蔚向我们讲起了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1975年冬，他与刘宇廉、李斌、卓立（刘的女友）一起去太阳岛看望正在疗养的老师张钦若。张在谈话中提及太阳岛江边有两具尸体多日无人收葬。他们在回家时便一同去看，发现其中的一具女尸已经腐烂。刘与卓商量后，手脚并用，将那头颅拧了下来，回家后使尽各种办法将其清洗干净，供自己学习解剖用。

这段历史为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感受（不光是我，也是共同的），便是一旦有机会集中创作，便如过节一般快乐，那种高兴市难以形容的，而且笼罩全部的创作过程。这种感受，在我以往的全部生涯里，除了1982年-1984年中央美院的二年进修外，没有再出现过。那种喜悦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可以干我视为最大享受的艺术创作；第二十可以与久别的朋友相聚（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在兵团的画友，如刘宇廉等，只有在创作时才会相聚）；第三十那种没有任何金钱、功力牵挂的纯真的艺术气氛。这第三点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那时，艺术与金钱不挂钩，是一种单纯的兴趣。

自然，所谓艺术，在当时只是宣传工具。但我们太年青，充满生命力，太不顾及这种种清规戒律。事实上，在创作方面，是寻找一个政治与个人感受爱好相交的点展开。我自己的两幅主要创作正是这样画的，因此画时是灌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13）

二、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

知青美术于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它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及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主要代表。而关于知青题材的创作，舆论界也似乎认为在那时才开始成熟。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反映知青的作品确实令人感到满意。上海的美术评论家黄可在一篇题为《为社会主义新的一代高唱赞歌》的文章中认为，（14）这届展览中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比以往表现同类题材的作品有显著的提高。它改变了过去那种简单地描写群众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着力于塑造已在农村茁壮成长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因而表现的主题也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他认为这显然是得益于画家们对唯心主义的灵感论的批判和对革命样板戏经验的学习。他选择了《春风杨柳》、《山村新户》、《给妹妹回信》、《又长大了》等几幅油画和中国画，巧妙地将它们串在一起，不无激情讲述了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动人故事：

油画《春风杨柳》，感情激昂，笔调明快，生动地描绘了一批虎虎有生气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干革命的战斗风貌。他们刚到农村还来不及在凳子上坐稳，可是每一个人手里都已经捧着一碗由贫下中农热情递上的热茶，真是喝在嘴里，暖在心里。你看，那桌上摆着的一叠毛主席著作，是即将发给每一个知识青年的礼物，这里边寄托着广大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心和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不断成长；那椅子上摆着的一叠草帽，则体现了广大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中国画《山村新户》，通过知识青年一个集体户的日常生活侧面描写，形象地告诉我们，知识青年与传统的旧观念彻底决裂，已在农村深深地扎下了根，安下了家，……室内挂着先进集体户的奖状，可见他们是受到贫下中农称赞的知识青年。桌上摆着赤脚医生常用的医药箱，可见他们常为贫下中农访病治病。墙上还挂着胡琴等乐器，可见他们常运用文艺武器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和先进思想，并且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给妹妹回信》，抓住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通信的现象，加以典型化，描写一位在农村落户的女知青，给即将在五·七中学毕业的妹妹写信，通过往信封里装优良麦种的情节描写，较为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知识青年的崇高胸怀：……并鼓励妹妹像一颗革命的种子那样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开花、结果。

《又长大了》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焕然一新的革命精神。……他精心饲养猪仔，使猪仔日长夜大。面对长大的猪仔，这位知识青年从内心发出喜悦的微笑，并且从他的微笑中带着几分在设想什么的神情来看，似乎一个更大规模的养猪规划正在他的心中孕育着。

木刻《草地诗篇》，是文革后期反映知青题材的著名版画。它不仅以细腻的风格吸引了观众，更可贵的是艺术家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构思故事情节方面的独到之处。

徐匡的《草地诗篇》发表后，首先引起美术界赞赏的是这幅画的创作点子--在马背上写诗这个情节抓得好。当然，评论家认为，这种点子决不是凭空产生的灵感，而是画家有了火热的斗争生活经验，有了表现这种生活的正确思想和满腔热情，才能找到这样恰当的艺术语言。徐匡一谈起这幅画，首先谈到的是在部队军马场的战斗生活。

在辽阔无边的牧马草原上，画家想的是红军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想起了毛主席长征途中在马背上吟成的那些不朽诗篇。这在当时那种情形里，不算是一种矫情，因为这样的场面，谁都会有点诗兴，而整天在自己耳边回响的，也只有那几句毛泽东诗词。在草地上，有时狂风怒卷着黑云、暴雨伴随着雷电；有时轻风吹拂着野草、蓝天映衬着白云；有时工人们冲入嘶鸣的马群，显得那么剽悍顽强；有时青年们在漫步的马背上高歌，又显得那么愉快自豪。在诗境迷人的草地上充满了斗争，而牧马工人艰苦的战斗生活又洋溢着画意诗情。女子放牧班的先进事迹，女知识青年跳入水塘抢救军马的高尚行为，以及她们持枪跃马的英姿、豪迈开朗的性格，风尘仆仆的形象……（15）这一切，使作者联想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英雄气概，激励了作者的创作热情。于是，表现女牧工的草图一张接一张地画了出来，其中有一张是表现一个知青伏在马鞍上写日记的情形。

作为一个木刻家，徐匡在中国版画史上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艺术家，他将素描中那细腻的明暗调子引入木刻，而且刻功精到。《草地诗篇》是他的代表作，借助疏密有致的黑白对比和准确的造型，徐匡将画中的人与马的形体表现得如同雕塑一般的坚实。当然，画面上最动人之处，还是艺术家用不同的刀法刻凿的各式各样的花草，将草地的那种生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当时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有人竟开玩笑地说，这种功夫完全可以去制造假币。这幅画，仅就风格和刀法而言，无疑是中国版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以为着画面中就没有些值得检讨之处，比如，主人公的形象显得有些刻板，那握笔的右手在结构和透视好像也有些问题，而远处的牧马女知青，无论是在情节的安排还是造型的处理上，都显得不够理想，只是起了一个平衡画面的作用。

鉴于知青画家的创作成就及反映知青题材的美术作品的成果，为了宣传的需要，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74年编辑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美术作品选》，（16）画册收录了49幅作品，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学耕》、《胸怀朝阳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毛主席的红卫兵》外，还有一些当时十分著名的作品：张绍诚的宣传画（书中署名广州市委宣传部美术组作）《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