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  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