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危险：同一逻辑被挪用于“上海/后发地区”之间的对立。一种恶性循环、一种新的等级关系可能正在中国内部形成，并体现在各种言说之中。
   
    第二章“中国—西方”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形式   
   
    上文笔者描述了“中国—西方”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话语和文学写作双方面的展开。本章笔者将对这一模式形成的历史进行考察，并结合三个具体文本阐述这一框架对作家写作产生的影响。
    1、一套关于“中国—西方”的知识的生产
    在今天，我们可以往前追溯，说中国唐朝的长安曾经是怎样的一个“国际化”都市，马可波罗访问过中国，利玛窦曾在中国传教，中国在18世纪曾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享有盛誉等等。这些都是事后补叙，这些事实对当时的中国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的意义只存在于今天——今天打捞出来正是服务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的需要，同时也是服务于“中国—西方”知识架构的建立。中国和西方之间真正有意义的交往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从此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被编码进西方“现代性”知识所提供的方案中，“西方”的存在真正锲入了中国的肌体。
    在西方资本主义试图向中国扩张之际，西方首先需要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的知识，将“中国”置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所能接受的范畴之内。西方国家通过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文学家、旅行家所写的种种文字材料，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落后、愚昧”、急需得到上帝拯救的地域，从而为自己的侵略战争制造借口。以下摘引的是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典型看法：
   
    中国人总的来说是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的天朝人”，极度骄傲的、无知的，而且几乎是不长进的民族。
   
    西方对中国的描述采用了酒井直木所谓的“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虽然事实上异质是本身具有的东西，是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本身的组成性要素，但是主体为了维护自己虚假的统一，它只能把这种异质推出去，交给他者。只有使这种异质变成了一个客体，主体的意义才能够产生出来。……在历史上西方也就是通过把自己的异质完全交给日本人、中国人或者其它非西方人来认识自身的。”正是通过这种“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西方将“愚昧”、“停滞”之类的自身存在的“异质”调节到非西方国家身上，并将之“本质化”，使之成为西方“文明”、“进步”的对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西方”序列里的“中国”实际上和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没有多大联系，它是依附于“西方”而存在的，是西方的创造物，是西方认识自身的镜子。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主义研究旨在异化东方的同时把东方系统地体现在戏剧舞台上，这个舞台的观众、经纪人和演员都是赞同和拥护欧洲的，仅此而已。”
    在大众文化工业兴盛起来之后，西方更是通过种种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网络来强化“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比如好莱坞电影就在丑化中国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好莱坞银幕上流行“付满洲博士”的形象。付满洲系列电影的主角付满洲是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像。而后来打入好莱坞的华人影星李小龙，也经过了美国人的重新塑造，“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子汉，李小龙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惑，他一直坐怀不乱，目不斜视。这与詹姆斯·邦德的艳遇不断、风流韵事不停，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