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保留着旧有的对中国的想象，担心成惕会来混吃混住，给本来就沉重的生活再加负担。出人意料的是，成惕是坐着“奔驰”出租车出场的，住高级宾馆，喝名牌洋酒，出手相当大方，令简骁勇夫妇自惭形秽——茹蔚为了会客换上的绣花羊毛衫甚至还是当年出国时从国内带出去的。一方面是简骁勇夫妇在待客过程中的精打细算，一方面是成惕的挥金如土，小说在比照中有条不紊地展开。当他们登上哥本哈根的钟楼游览时，茹蔚陈旧的想像和成惕的现状之间巨大的落差所引发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站在钟楼上极目远眺，整个哥本哈根市区掩映在浓浓的绿阴中，纵横交错的运河，海天相连处的海鸥，皇宫顶上的灿烂金光，看得成惕直喊漂亮，茹蔚十分得意：“怎么样？不是上海的灰色小弄堂可比的吧？这样的环境中国再发展几百年都别想有。”茹蔚的这种口气成惕再熟悉不过了，十多年前在电视台面对面坐时她就喜欢居高临下跟人说话，如今还没拿到丹麦护照呢，已经在口气里把同胞当外国穷人待了。碍于简骁勇的面子，成惕没有接茹蔚的话头，可茹蔚还是不依不饶：“成惕，如今你住上海哪儿？还是挤在丈母娘的灶披间里吗？”……成惕的忍耐力这时也到了尽头，就故意很低调地摆起谱来：“灶披间嘛倒是不住了，我在虹桥地区买了栋联体别墅，不算大，200来平米吧，带个只能遛狗的小园子，就是房子靠市区外，所以只好顺带着再买辆车，送自己跟老婆上下班，还算能遮风挡雨。”茹蔚大笑起来：“都说中国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连你成惕也敢对老朋友吹大牛了，你要是都能买房又买车的，我们还出国发什么神经啊？”成惕举起手中的数码相机，正好出国前在家里拍的照片还存在里头，他看着茹蔚的脸色一阵阵在变，这会儿怕是从钟楼上跳下去的心都有了。
   
    后来从上海来丹麦踢球的中国球星李光、丁小怡夫妇再一次让简骁勇夫妇产生了强烈的物质上的挫败感。他们住在哥本哈根一套豪华公寓里，丁小怡还抱怨说“出门就是大街，连花园都没有”，并声明“我看现在世界上在哪儿过日子都没有上海舒服”。茹蔚靠给球星夫妇带孩子来挣几个钱。她发现自己在“物质”上面已经毫无优越感，只好保留作为概念上的“居住海外”的优越感。而这一优越感甚至也被剥夺了：他们一家始终无法获得在丹麦的合法身份；年龄幼小的女儿竟被简骁勇的合伙人、丹麦人斯迪克强奸了，因为打不起官司，这桩案子只好私了；接着糕饼店被人抢劫，夫妻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在丹麦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简骁勇毅然选择了抛妻别女回国。在周励的文本里灿烂明媚的“西方形象”，在哥本哈根则笼罩着阴雨，散发着霉味。一种刻意渲染的中国大陆（具体说是上海）的优越感与哥本哈根地狱般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在“中国—西方”对立模式里展开的典型变体，无非是“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小说里，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细节，还特意写到了美国9·11事件。周励、曹桂林描绘的灿烂的美国之梦的象征物轰然倒塌了，而在哥本哈根，“市政厅门前出现了一列游行队伍，游行者都是外国移民，来自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国家，他们中的男男女女都叉开食指和中指作胜利手势，一旁的丹麦人脸上是痛苦与愤怒交织在一起的表情”。在作者故作漠然的描述中，总能读到某种庆幸的意味。
    作者着眼的“上海”这个地域很有意思。“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小说里提到的电视台编导成惕、球星李光无疑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开着小车、住着别墅显然也并非一般中国人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新富阶级的生活状况被想象成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从作者对“中国—西方”关系的倒转性描写，我们完全可以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