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白色的别墅像座城堡般地矗立在夕阳照射的草坪上，别墅周围是一道旧式的、散发着清香的木栅栏，正中有一条宽阔的、由鹅卵石铺成的通道，一直通向别墅前面那无穷尽走不到底的一片大森林……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周励在书中描述的她在国内的那些经历是中国人的集体性经验。她的历史为她与读者沟通提供了基础；而她的现实则成了成功的“样板”：一个有着和“我们”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容易地摇身一变为“曼哈顿”的大老板。她为经历着转型创痛的中国人提供了心理抚慰和现实承诺。
    在这样一本充满了暴发户式的自我炫耀和卖弄的令人作呕的小说里，周励出人意料地异常强烈地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她拼命地强调“祖国”和她是多么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以此来获得与中国读者的共鸣。如在题记里她写道：“此书谨献给我的祖国和能在困境中发现自身价值的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叹一句：“祖国呵祖国，为什么要让你的优秀的儿女，在异国流浪？”甚至她的发家致富也成了为祖国争光的行为。
    “中国身份”对于周励来说，显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当可以通过对“中国身份”的强调来获得国内读者的认同时，她就会强调自己是多么“爱国”，而一旦可以讨好美国人的时候，她就不惜“卖国”。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的，刚到美国的时候，她“电脑考试”只考了一个“C”，为了在英语作文考试中获得高分，她写了两篇与她的知青经历有关的作文，题为《隆冬的轰响》和《破碎的晨曦》。前文写北大荒兵团一对男女青年“私通”，受到批判后产生报仇情绪，用偷来的手榴弹炸死团部工作组，逃往苏联，在被追捕抓获之际，双双跳江自杀。后文则写兵团一位美丽的上海女知青牧牛，被荒野中发情的雄牛骑垮精疲力竭的母牛的情景所扰动，便与当地女人大搞同性恋，最后精神失常。周励显然知道美国人喜欢看什么，果然不出所料，这两篇作文都得了“A”。这样的作文受到赏识，完全不是因为她由此提炼出的诸如“杀人不仅可以出于恨，也可以出于爱”之类庸俗至极的观点，而是因为这些作文符合美国人对中国当代史的想像，她让美国人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
    无论是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还是在《北京人在纽约》中，都存在着一种“认同的分裂”：在物质上认同美国，在传统、文化上认同中国。“这些文本一方面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价值上则强烈地认同于西方的主流话语。这使得这些作品出现了某种强烈的认同分裂。”奔涌的欲望和严肃的“爱国”感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这个小说中原本没有的情节显然是为了讨好观众设置的，它包含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一方面则使他们为自己的道德水准戴上了“爱国主义”的安全套。这个情节形象地喻示了“民族认同”在跨国写作中的运用策略。
    3、另一种震惊体验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美国给予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最直观的冲击便是它辉煌的城市景观。那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物质文明。写作于十年之后的中篇小说《哥本哈根的雨》却提供了另一种“震惊”体验。
    十年前利用旅游签证偷渡到丹麦的简骁勇、茹蔚夫妇，在哥本哈根靠经营一家糕点店惨淡度日。一天突然接到国内老友成惕的电话，说要来丹麦旅游。小说马上在一种“误解的张力”中展开，茹蔚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