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拉第诺都反对我们，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穷拉第诺”并不理会“穷印第安人”对他的拉拢，他固执地坚持自己脑海中被植入的“种族主义”话语，而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完全忽略了。以“阶级”为着眼点的马克思主义当年正是提供了超越种族观念的解决方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这一方案在中国正在被完全颠覆。
    对“民族认同”的强调归根结底是对人群的区域性划分，是对“人”的本质化（即意味着某类人具有某种先天性的本质）。这种划分并不仅仅发生在种族与种族之间，而是在各个层面都在进行。比如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男人/女人，香港人/大陆人，城市人/农村人，正常人/精神病人等等。最典型的是90年代末出现的“丑化河南人”的浪潮。“河南人”被打上了“爱偷东西、爱骗人、爱造假”的戳记后，那些真正靠“偷东西、骗人、造假”发家致富的人反而离开了公众的注意范围，掩着嘴在一边“偷着乐”。区域性的划分代替了阶级的划分，由真实的“阶级矛盾”带来的生活苦恼被导向对“某地人”的愤恨。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策略。这正如在美国，人们总是急于指认黑人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对于导致“不安定因素”的结构性矛盾的追问却被搁置了。
    “对于‘剥削’的擦抹是历史的终结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它要改写我们的记忆，在对于过去的争夺中获胜。”
    2、跨国写作的操作策略
    从大众文化实践上对“民族认同”的理论进行呼应的毫无疑问是出现于90年代初的两部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前者的影响力因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而愈加彰显）。如果说对“后殖民理论”的倡导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诉求，那么这两部小说则形象化地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从今天回望，这两部小说成为中国踏上“全球化”红地毯的开端，也是中国的“商场小说”、“欲望小说”的开端。它们其实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话语的勃兴，在确认“民族认同”方面与“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话语”形成了呼应关系。
    作为一种“旅美文学”，它们并不是最早的（早在它们之前，聂华苓、於梨华等人就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华人在美生活经历的小说），但它们却是流传最广的（据统计，两本书正版盗版加一起预计各达百万册之巨，创造了90年代初的出版纪录）。它们在9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突然窜红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症候群。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大杂烩，作者将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以个人经历的形式整合到一个“全球化”世界图景中。“奋斗哲学”是周励用以贯穿她的杂乱材料的思想主线，她想极力说明的是，从幼儿园开始，她就开始奋斗了，她通过奋斗，一次次地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美国的经历只不过是她的人生经历的合理延续。
   
    正如培根所说：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人是自己幸福的设计师。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奋斗，继续奋斗！”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这种“奋斗哲学”，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的神话，关于“贫富不均”的权威解释——你穷是因为你没有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读物。正像她夸夸其谈地用那些所谓“文学、艺术、钢琴、油画”之类的东西来装点自己“高雅”的门户，这些东西同样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附庸风雅、标明身份的符号。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描绘了一副典型的“西方天堂”场景，这些场景都成为中国人“美国梦”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