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一种“认同危机”。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每个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系。而实际上，寻找“认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和心理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婴儿期到成年以至老年，身份确认这一行为要求一直发挥着作用。并且，身份确认还可被分享，其结果是：共有一种身份的个人将倾向于协调行动以保护或巩固他们共有的身份。”中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体系中重新给自己定位的问题。传统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体式再度被重点突出。本意是对西方权威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和解构的“后殖民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则发生了有意无意的误读：变得带有了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学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西方理论进行筛选和阐释，正如有论者所指明的：“不仅是研究现代西方话语如何在中国的拓展和‘启蒙’，而更是研究中国学者是如何操纵和控制乃至‘利用’这些西方话语的。”而“国学”则与“爱国”联系起来：1994年2月16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喉舌的《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说明国学“能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强调这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在建立“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合谋关系。
    对于统治性的国家政权来说，如何统治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90年代成为绝大的难题，因为再没有一套像“共产主义”那样的话语系统作为支撑了，甚至“人道主义”价值系统也完全失效。他们只好拾起最后的也是屡试不爽的工具——民族主义（或者用另一个概念：爱国主义），通过不断地激发人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爱国豪情”来整合差异纷呈的庞大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亚运会”、“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充分起到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某著名学者的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被广为传播，1996年一本草草拼凑的狭隘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疯狂畅销，关注民族身份的“后殖民”理论一时成为显学；我们开始谨慎地改称“中文”为“汉语”，国外汉学家的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写作开始流行；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爱国、进步”突然作为一种光荣传统高踞“民主、科学”之前成为北大校庆“八字口诀”——这一切无不与对“民族认同”的强调有关。
    但实际上，90年代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变动并不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国际上的威胁，而是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最终形成并在话语上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对“民族认同”的强调客观上起到了另一个效果，就是遮蔽了剧烈而惨痛的阶级分化过程。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纷纷各就各位，社会不公正问题异常突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被视而不见。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一点，而且关于阶级分化问题的讨论也从未能成为一个“公共性”话题。这表明，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阶级分化。权力阶层运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完成了一个潇洒漂亮的翻转动作，而这其实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惯用伎俩。加拿大学者瓦尔德斯曾引用了某部自述文学中的一段话：
   
    我们开始懂得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是剥削。世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剥削我们的汗水和劳动，他们这样致富。……我对一个穷拉第诺说：“你是个穷拉第诺，不是么？”他几乎要揍我。他说：“你怎么知道？印第安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说穷拉第诺像我们一样时，会受到辱骂？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来孤立我们印第安人的制度也同样在印第安人和拉第诺之间设置了障碍。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