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回望过去，我们发现“中国—西方”框架在90年代以来人们的言说方式中得到强有力的展开。尽管这个框架一直是在中国讨论问题的“前文本”，但我要强调的是在90年代以来，它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中心焦虑”。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建设中国”，那么90年代我们关心的重点偏移向了“如何给中国在世界定位”。我们可以大致勾画这样一个脉络：第三世界批评及后殖民理论——《北京人在纽约》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国学”热与“儒家资本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论争——《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理论。不管论者所持观点如何，在这些话语纷争的背后，一个支配性的框架是“中国—西方”框架。在中国迅速“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中国”的民族身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新兴市民阶层的不约而同的共谋性举动。
    1、寻找“民族认同”的理论
    1989年6月发表在《当代电影》上的美国学者杰姆逊的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后来成为“经典性文献”。据说这篇文章在美国为杰姆逊招来了骂名，但在中国却被广为引用，直接开启了中国的“第三世界批评”。“第三世界批评”是一种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实践，强调知识分子应立足本土，构建可以与“第一世界”平等对话的理论平台。“它是从第三世界民族与社会的具体文化和语言中导出的具有丰富人文性特点的文学批评，它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加以考虑，并站在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第三世界批评”在九十年代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一个可资开掘的新的理论矿脉。与“第三世界批评”的边界暧昧不清的“后殖民批评”也随之受到关注，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成为新的“学术明星”。
    与上述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同时，“国学热”悄悄升温。1991年初，在有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地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以此为肇始，“国学研究”开始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起作用的部件。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毕全忠的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一时间，各个大学纷纷兴办“文科实验班”、“国学研究院”之类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的的教学机构。学者陈寅恪、吴宓等人被重新打捞出来。“大师”一词被迅速地滥用并贬值了。
    与其探讨“真理”是什么，不如探讨“真理”这个词是如何被使用的。“后殖民”理论自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他的《东方学》以来，在西方早已经过了充分的发展；而所谓“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早已在80年代进行了激烈的表演。为什么在90年代初这些问题会突出出来、会成为关注的中心？积极评介“后殖民”等理论与宣扬“国学”看似毫不搭界，实则有着共同的内在理路，那就是如何建立“民族认同”的问题。前者试图在与西方的比较、对峙中确认自身，后者则设想通过挖掘民族传统文化重续被斩断的历史根脉。它们其实都根源于90年代初人们强烈的“身份认同”的焦虑。
    89事件和“冷战”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仿佛断线风筝，重新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