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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
   
    阿三为什么要藏起自己的“处女血”？处女血在中国文化里被当作了某种具有仪式性的物象，阿三藏起来的其实是她的“文化身份”。她希望具有和“比尔”平等的或者说是同一的文化身份。正像小说所揭示的，她面对的悖论在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位于乡村的劳教所的生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觉，把她拉回到“中国”的现实情境：肮脏，杂乱，完全不同于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妓女都已经被编织进等级制：做外国人生意的，是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的是港台来客，再就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次而下之的则是“来自苏北的船工”。阿三拒绝这个秩序，甚至拒绝认为自己是“妓女”，她辩解说：我不收钱的。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白做——从而被编织进等级制的最下层。
    阿三一直在反抗被编码，拒绝接受被西方给定的中国的次等位置，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像比尔那样的“全球居民”。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她只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之外哭泣。小说以阿三无意间在泥土里发现一个处女蛋结束：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阿三的泪水。“一些联想”无疑直接呼应着阿三藏起自己的“处女血”的举动。阿三的故事仍然可以读作一个“第三世界”的寓言：它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被“第一世界”所接纳，只能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全球居民”的幻觉更加强烈了。我们可以在卫慧的小说里看到无数的“国际化符码”：“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派对、模特、造型师、同性恋、吸毒、画家、酒吧、日本菜、朗姆酒、范思哲时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中产阶级”的大合唱。所以，在《上海宝贝》里，女主人公倪可有资格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尖刻地嘲笑那些“中国妓女”：“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这些彻底摆脱了“传统束缚”的自我设定为“世界公民”的“新新人类”们，的确营造出了与“西方人”毫无障碍地平等交往的迹象。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卫慧的小说是由一系列消费符号组建起来的（作者在倪可被男人扒下内裤的时候，也不忘强调内裤是CK内裤）。这些符号是中性的吗？它们是否有助于构建卫慧们“全球居民”的身份？
    让我们借鉴一下倪伟对《上海宝贝》中高潮段落的一次近乎偏执的分析。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