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一种由“法定丈夫—闯入的情人—法定妻子”构成的“三角关系”再度形成了。我们猛然发现，在《扶桑》、《K》以及曾经闻名遐迩的《上海宝贝》里，都存在着这种三角关系，而且，这些小说的主要构架都是由这种三角关系来支撑的：在《扶桑》里，是大勇—克里斯—扶桑；在《K》里，是程院长—朱利安—林；在《上海宝贝》里，是天天—马克—倪可。这个模式进一步提炼就是：中国男人（丈夫）—西方男人（妻子的情人）—中国女人（妻子）。
    这套模式的附带特征是：
    1、中国男人基本上都是性无能或性冷淡。（在《扶桑》里，大勇虽然被描绘成一个彪悍的汉子，但关于他的性爱镜头从未出现，他在性方面的能力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2、西方男人都拥有性方面的主动性，一般性能力超强，男性特征明显。（在《苍河白
    日梦》里，不仅二少爷是性无能，大少爷光满也只能生女儿，不能生男孩。但洋人大路和二少奶奶的私生子赫然就是一个“蓝眼睛的男孩”。在这里，显然也存在着男孩/女孩所标识的权力等级。）
    3、中国女人总是第一眼就看上了西方男人，爱上了他，不需要理由，甚至也不用经
    过太多的犹豫和挣扎，并且对西方男人百依百顺。（这种三角关系从“洋人”一出场就已经确定了，小说的向前推进只不过是使它一步步实现。）
    “三角关系”是文学里一个源远流长的原型结构。它表现的是对社会规范的冲击，是“利比多”脱离潜意识浮出水面的标志。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伴随着社会变革运动的发生，“三角关系”的故事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名篇，如路遥的《人生》，“高加林”在“城市女子/乡村女子”之间作着痛苦的抉择；刘恒的《伏羲伏羲》里，一个女人在叔侄之间挑起了生死搏斗，带出了肉欲/伦理的严峻思考；张贤亮的《绿化树》里，“章永璘”在与“海喜喜”争夺“马樱花”的过程中品尝着“知识分子”洋洋得意的自恋。在“婚外情”流行的90年代，“三角关系”更是成为屡见不鲜的滥套，比如池莉流传一时的《来来往往》就构筑了典型的“商业老板（康伟业）—年轻情人（林珠，时雨蓬）—原配妻子（段莉娜）的三角模型，这一模型还进一步发展出连环性：当前一个三角关系结束时，新的三角关系紧接着出现。
    那么，由“西方人”参与构筑的三角关系和以上列举的那些三角关系有什么不同吗？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支撑后者的三个点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文本分配在每个点上的能量是一样的，每一个点都在发生着自己合理的作用；而在前一种三角关系中，分配在每个点上的能量是不均衡的，整个三角关系被某一点（西方男人）所牵动，处于对立位置的一点（中国男人）的力量则被压制，处于“失语”的陪衬状态。结合文本来说，比较同是刘恒的两个小说《伏羲伏羲》和《苍河白日梦》。在《伏羲伏羲》那里，“叔叔”虽然性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但他仍然拥有身份上、伦理上的威势，这种威势对偷情的两人尤其是对“侄子”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了“侄子”最后的崩溃。三角关系的每一方在作者所给予的处身位置上是平等的，三方面的合力最终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在《苍河白日梦》里，由“中国男人”（指二少爷，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对二少奶奶抱有欲望的“耳朵”）代表的那个点被作者剥夺了暴怒、对抗、申诉的权利，“中国女人”被毫无阻碍地让渡给了“西方男人”。下面是“二少爷”在知晓了“大路”和“玉楠”的私情之后的一段描写：
   
    二少爷披散着头发。
    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