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是个世界主义者，结果只是在东方猎奇。”在《K》快要结束的时候，虹影这样为“朱利安”作着辩解，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解。这种辩解并不意味着虹影打算和她的“西方中心”立场保持距离，而是为了使“爱情”这样的包裹工具派上用场的时候不致在读者心里激起过大的反感。她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刻画了林在死前的幻觉：“朱利安进入了她的身体，他紧紧贴着她的皮肤全是汗，他爱她，就像她爱他一样，他和她的动作从未如此热情而狂野。”她还按照既定方针写到了朱利安的遗言：“我一生想做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都有了，我很满足。”他留下的遗物包括林送给他的“很东方情调”的边角绣着“K”的黄手帕。“K”——朱利安对林在他的情妇中的顺序的编号和命名——揭示了“中国”面对“西方”所处的次等地位，也终于锐利地撕开了虹影用“爱情”辛苦包扎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一个关于人口贩卖的悲惨故事被改写成了一个东方妓女使一个西方男孩“成人”的故事；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西方人到中国来参加革命的故事被改写成到中国来领教“房中术”的故事。这是消费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扭曲的奇迹。这不是关于“历史”的故事，而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故事。殖民主义所制造的偏见和等级制凭借着“爱情”、“性”、“欲望”等消费符码顺风流传，像附着在浮尘上的病毒——这是消费社会带来的最大的障眼术。
    3、“三角模式”的比较分析
    刘恒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创作于1992年，是一部提供了极大阐释空间的文本，因而屡屡被人提及。它通过一个老人“耳朵”讲故事的方式来重新书写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耳朵”是榆镇曹家大院忠心耿耿的仆人，他会趴在屋瓦上观察各个房里的动静，所以在小说中近乎“全知全能”。二少爷是个“革命者”，他留学法国回来，建立了“火柴公社”，想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方案。他带回了一个洋人——大路，是他的技术顾问。二少爷借口造火柴，暗地里制炸药，从事地下暗杀活动。“耳朵”完全不能理解二少爷，觉得二少爷是个疯子。后来二少爷被绞死了，“耳朵”流落他乡。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选择了“仆人”的叙述视角，使得从来被正面叙述的中国革命史转为侧面展现。当然，这不是刘恒的首创，早在鲁迅的小说《药》、《长明灯》里，这个角度就存在了。夏瑜正是“二少爷”，而在茶馆里议论的种种闲人包括华老栓、还包括坟地上的夏瑜的母亲，正是“耳朵”。刘恒笔下封闭的“榆镇”空间正是鲁迅所谓的中国历史的“铁屋子”。
    “新历史小说完成了一次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的颠覆。”《苍河白日梦》正是这样一部自始至终鼓荡着“性欲”的小说，“个人欲望”成为解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的手段。
    “耳朵”的讲述从“淫”开始。作为一个“窥视者”，他的表白“我看见了一个淫字”给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这决定了“二少爷”革命的故事将被推到背景处，而关于“性”的故事将占据舞台的中心。与别的“性的故事”不同，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洋人”——大路。在小说一开始，二少爷和大路一起从船上走下来：
   
    洋人穿过柳镇码头的时候，东街口上的娼妇们一阵骚动。有个穿粉杉的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她说：好一根洋几巴！
    （《苍河白日梦》）
    大路从一开始，就完全代替“二少爷”处于注意力聚焦的中心，成为具有超强性能力的象征。这注定了他将在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果然，随着新妇“郑玉楠”进门，一个“偷情”的故事不出所料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