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