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出现过多的笼统的、“宏观”叙事  的东西。用类乎“主流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等概念代替具体分析。当代文学的史  料很有意思。当代是比较特殊的，它有很多运动，到80年代后期以后，运动就少了，我  们会更多关注作品，精彩的评论。而“十七年”当中，文革当中，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  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史料的问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时期关注什么样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一种推想，不要说左翼，包  括自由主义作家当时都提出了“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问题。战后有一个“文艺重建”  的问题。中国文学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格局，性质是什么样的，各种文学力量、派别在文  坛上建立起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40年代后期的紧张关系。解放区  的文艺领导，在这个时期也开展许多活动，如对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在1948年和1949  年，苏联的许多文艺方面的文件，报告，像日丹诺夫的那些报告，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  题的决议等，都几乎同步地翻译过来，结集出版了。我原来以为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是最初的译介，事实上不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区已经在为新  中国的文学(文化)政策做设计、准备工作了。现在虽然有专门研究解放区文艺的刊物、  学术机构，但在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总是站立在“辩护”、“捍卫”的  立场上。这也影响到材料搜集上的视野。
　　钱：这是缺乏“史识”所致。没有自成一家的独立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