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之先的，或者说  是具有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现在来作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  跃进民歌。《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影响都很大，在文学潮流上也可以  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类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间。对它们处理起来比  较难。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评价的距离也很大。也有人对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评价  很高。这些叙事诗，在当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角，情感内涵。在探索当代具有对抗性  ，或差异性(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说到  建立一种风靡一时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
　　钱：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学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说一个诗人，  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史著作一定  要写到它。而编作品选时，则可以选另外的东西——在他经过较长的艺术实践、自我的  磨砺以后写出的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它们在发表时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洪：这其实是你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主要要解决什么、突出什么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  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作品选。是重视文学(文化)思潮变迁、文类沿革?是注重精  神冲突?还是更重视作家、作品的文学独创?侧重点的不同，决定文学史不同叙述方法，  和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你所说的以“文学性”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和作品选，在处理时  间很靠近的当代文学时，有时有一定难度。不仅艺术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断，更重要的  是，有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艺术的角度也许乏善可陈)需要“当代人”去处理。所以，我  主张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文学现象时，尺度相对放松一些，这是有好处的。
　　钱：文学史，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在福柯之后，有这样的  质疑：谁的文学性，从哪一种标准来的?
　　洪：你说的有道理，当然也不能绝对化。这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还是相  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的。虽然在今天，歧见、差异、分裂是更容易被我们所感知  和把握的东西。
　　钱：对“文学性”的判断，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可能更多地是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标  准来的，那些叛逆性的、虚构性的东西，容易被认为是“新的”、“独创性”的，因而  是“文学性”强的，容易被文学史家所重视、接纳；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现代的  、解构的、调侃一类的东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变化。什么样的诗歌、小说是好的?古诗和新诗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吗?就  是不同的新诗诗人、流派，有关新诗的“想象”，也各不相同。同样的诗人、批评家，  不同的时候也发生变化。冯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种表达“集体”的情感  、意志的诗，鼓动的、朗诵的诗。这和写《十四行集》时的冯至对诗的想象，变化很大  。我想，文学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这种变迁，揭示稳定的和变动的之间的复杂  关系。因此，文学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我们在对待  既有的艺术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反叛”(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遇到难题。但  是，绝对的稳定和绝对的新异，都不应单独成为尺度。再说，文学史写作从来都不是非  常“纯粹”的。因为是史，并不是说找一些作家作品分别分析、评价一下就可以。写文  学史得承认一个前提，即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有联系。如果否认这种  联系，文学史就不需要了。新批评倾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