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朋友的承诺，宁愿　牺牲自己，毫无眷恋。有人称为“儒侠”，既是儒，又是侠，平时饱读史书，一旦国家　有难，也能挺身而出，从汉代的张良到清代的曾国藩，都有这种记载。中国知识分子当　时学习西方成为思潮，在中西大交融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眼花缭乱，一到西　方觉得那么多好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鲁迅恰恰相反，在他的最初的拿来主义里　面，找到了古希腊的源头，他从这样一种欧洲最古老的狂热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　种与中国传统相契合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无意的，因为后来连鲁迅自己也把它掩盖起　来；但又仿佛是有意为之的，是一个潜在的、必然的、不能小觊的思潮，这个思潮包括　后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左翼思潮，一路发展下来。这种精神其实也贯穿在新文化运　动中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奋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中，那是一种为了一个信念可以自我牺　牲的，带有狂热的、偏执的东西。
　　　　　　三
　　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情要比鲁迅更加深沉且持久。
　　周作人对于狂热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思潮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北大的支路》，他赞扬北大敢于做人家不做的事情，譬如开多种外语课程等，接下来　他就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什　么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　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　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　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注：周作人：《北大的支路》，　《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他后面　还讲到了中国人应该注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英美文化霸　权的抵抗(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不过那个时候要说英美文化霸权还嫌早了一些，当时别说法国德国，就连日本文化对我　们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一霸。当时霸权也有多元性，不像近几年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名　流学者只会跟着几个美国教授的观点走。但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　的，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　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　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注：参见孙郁《鲁迅与周　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这种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文化的态度，　是当时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的，茅盾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茅盾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出过国，但他是懂一点英语的，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觉得自己的知识不　够。当时他就决心要学西方文化，要从源头学起，从古希腊学起，茅盾早期还编写过古　希腊神话的著作(注：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这样记载：“　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　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　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文学开始，横贯十九世纪，指导世纪末。……这就是我从事于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周作　人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到晚年80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著《卢奇安对话集》的　翻译，说这是他最愉快的工作。其实卢奇安不是古希腊时代人，他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　时期的叙利亚人，但他用希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