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　，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的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　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与西方的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必不可免的。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　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因为祖上的阴功，　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的。针对“　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的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　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我的就拿来，不适合我的就放弃　，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　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　远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的话很多人都　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的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的意向　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的时候，鲁迅发表了　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　很少当作鲁迅的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　的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　本翻译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　出典不明，但文中的‘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句子，与《新民丛报》　第13号第5页的‘愿汝携ｄùｎ@①而归来不然则乘ｄùｎ@①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　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的出处仍然没有揭　示。而这文中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的言论》，收其《道德论集》　)。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　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的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的。因为：“我记得自　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　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　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　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　不算剽窃的，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很　多文章都是把人家东西编译过来的，如《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是为什　么对这篇小说却一定要强调它是翻译作品呢?至少，小说中所出现的神采飞扬、慷慨激　昂的文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煽情，应该是鲁迅创作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