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自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　向了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教育。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　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　小说》第1号，1902年。)的口号，呼吁小说界革命，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目的非常清楚，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就是为了“新民”　。康有为说得更加赤裸裸，他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　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　；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日本书目志　》，大同译书局，1897年。)康有为说得非常具体，他们要传播新的思想，就要通过小　说来完成。为什么不通过诗歌?因为诗歌比较艰深，小说是讲故事的，比较通俗。这个　思潮以后就慢慢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所以，我们现代文学其实　起点是不高的。它不像什么唯美主义，一开始就把艺术搞得很崇高很神秘，中国的现代　小说一开始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是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因　为小说和戏剧从来就是通俗的，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向民众传播思想教育的工具。
　　当时的士大夫开始明显地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所负的责任，今后不能再指望国家了　，他们要把力量放在对老百姓的教育上面，就是所谓“开民智”。最典型的是严复。严　复原来也是参与维新的，但这时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　，他就说自己以后“惟以译书自课”(注：严复致张元济书，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印《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严复后半辈子没有做　过什么官，就是做过几个大学的校长，还有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著作，从靠朝廷　奉禄转换为一个靠版税来生活的职业翻译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从一个士大夫变成　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可能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想　，他们只有利用民间岗位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对治国平天下的热情。这个民间岗位　，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岗位，而是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职业，一层是思想。知识分　子的岗位跟一般的民间岗位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鞋匠，也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　是为人家做好鞋，一个厨师的岗位就是把菜烧好。可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通常既是一个　谋生的手段，同时，他会超越自己的岗位，超越自己的职业，成为一种思想。教师是知　识分子的岗位，一个教师在讲坛上讲课，他讲的东西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有一种超越　知识的能力，鼓励大家从精神上去追求对人生的认识高度。一个报社的记者或者出版社　的编辑，写新闻稿或者编书是他的职业岗位，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创造出一种精　神财富，这种财富为全社会所有。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广场”上操练，第一次通过自己　的民间岗位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庙堂的形式，来履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你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什么渠道的?一个是北大的讲台，另外一个是《新青年》杂　志，第三就是学生社团，如新潮社等，把知识分子的阵地——也就是岗位，把它们结合　起来。陈独秀原来是一个革命家，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是　搞政治的，但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认识到光靠暴力、靠革命，还不行，他就转向了　思想文化启蒙。当时他在上海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青年思想杂志，里面有很多新的思想，比如反孔反传统。但是在1915　年，他在上海办这个杂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