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就是近代西方社会传过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　有一个社会的民间岗位，这是一个前提，知识分子首先是有他自己的专门知识或者技术　。有些人也关心国家大事，像出租车司机，他也会骂街，骂领导，骂警察，但是这不叫　知识分子，只是一般老百姓发发牢骚。其次，光有这个岗位还不够，他还具有一种超越　了职业岗位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所关怀。这是比较抽象的，但又是一　种很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不会就事论事地来讨论　，而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我们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中国和　世界的潮流怎么样，等等。他要透视日常生活的问题来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考虑世界　的未来。这样一种关怀在过去是通过很壮烈的行为来体现的，比如像俄罗斯的民粹派、　法国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坐牢、革命甚至恐怖行为来达到他对社会的关怀　。这样一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但这样一种精神还体现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这样一种俄罗斯式的、对人类社会有终极关怀的精神，加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　天下的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这两种传统是　有矛盾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知识尊严，可以不依　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像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是通过最高政权，通过皇权、忠于朝廷而达到权力，达到治理　国家。两者之间相互有矛盾，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　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摆脱不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的热情，现代中国的几次政权变　更新旧交替，都不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
　　最典型的如熊十力先生。这是个高蹈的哲学家，向来是做隐士的，他一直在研究中国　哲学。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董必武把他请去(熊十力是湖北人，和董必武是　同乡)，他在北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　究生研讨国学，同时恢复三家民间书院：南京内学院，由吕徵主其事；浙江智林图书馆　，由马一浮主其事；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这封信就是向最高领袖献计献策的。后　来他又发表《论六经》，论证了《周礼》、《春秋》等经书里有社会主义思想，证明我　们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予确信全世界反帝成功　后，孔子六经之道当为尔时人类所急切需要，吾愿政府注意培养种子。他的意思是我们　要继承传统，要把中国古代学问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样可以国泰民安。这个思　路很有意思，也非常陈旧，毛泽东当然不会采用。但这说明像熊十力这么一个老知识分　子，一旦到他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变成治国平天下的人，认为按照他这个　思路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他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反社会主义　，而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学问用在国策的确立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不仅是熊十　力先生，还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都是在专业学术上达到　最高层次的人，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仍然综合了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两种成分。　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是很典型的。
　　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　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　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