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落霞”辉煌产生的是封建英杰个人力量无法延续的历史悲剧。而下降到社会民众层面，这种悲剧则是封建专制文化对现代民主萌芽的压抑，使得社会经济繁荣和初始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无法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相当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苏州及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蔚为壮观。在对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的全球经济的考察中，学者们更进一步发现，自地理大发现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当着经济强势力量。⑤繁荣的海上贸易交通，大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而正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这些民间的经济力量和资本主义及现代民主的无法正常生长等相互关涉，却在反映这一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被民族本土立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张居正》虽写到海上走私，也写到以何心隐等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学兴起；但前者被处理成产生于权力交易中的腐败，后者则被视为世道人心的毁灭力量。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们对本土文化的崇扬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语境下正常的经贸交易演变为官商勾结的腐败？何以西方话语中健康的个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荡的邪途？如果我们能就此来进一步审视封建文化的末世辉煌，那么这对打破历史小说作家封闭狭隘的创作心态，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无疑十分重要的。

     二、文化冲突与转型自救的悲剧写真

     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这才有了本土文化退守的应对策略。从另一角度讲，这种冲击也就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本土情结其实是相当理想化了，现实语境中的文化冲突远不是简单的退守便能解决的。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为了应对西文文化的侵渗，也是基于对历史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不少历史小说都选择了与当代转型期有着相似文化心理结构的明清代际裂变为表现对象。因为这段文化冲突异常激烈的历史，与当前现实脉息相通，相当合适地成为作家们表达现实思考的历史时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正与当下“全球化”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应和关系。

     明清叙事的代际裂变有两个代表性的时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转型。《白门柳》、《倾城倾国》、《少年天子》等表现的是前者，《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则反映的是后者。实际上，从异族文化入侵的角度来看，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关，雉发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扬州十日，嘉定、江阴屠城的血泪阴影与近代史上枪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辙。刘斯奋的《白门柳》写明清鼎革，其超出同类题材的地方在于通过对现实文化转型期中的现代民主自由话题的关注，使旧有的《桃花扇》主题有了崭新的开拓。在《白门柳》铺写的历史文化长卷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被格外凸现出来。小说特意择选的这些明末士人，他们把传统的忠君死义当作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对人生的眷恋和对尘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从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转变，黄宗羲卷入南唐实际政务后对明王朝的彻底失望，冒襄逃难途中的家国矛盾。这是传统文化遭到异质文化冲击后产生的深刻危机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痛苦裂变。一方面，民族气节要求他们死难；另一方面，清王朝入关后的充满生机同明王朝的糜烂腐朽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