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虚实分化的两极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挟借“新历史”之名，创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乡天下黄花》、《夜泊秦淮》、《迷舟》、《红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颠覆旧有的革命历史观，表达个人化、欲望化历史观念的子虚乌有式的新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是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龄稍大的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了《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旨在历史写真，具备信史品格的长篇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虚一实的两种写作，都选择了相近或相似的历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与民国为题材对象，后者则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从大的时间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传统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并进行艰难痛苦的现代转型之际；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期，日渐强盛。此消彼长，自诩为天朝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成为停滞的帝国，与世界先进行列的差距愈来愈大。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创痛，因而末世情结，包含了作家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无限眷恋和批判的矛盾复杂的心态。鉴往知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时段，正是为了传达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重塑民族辉煌的渴望。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些年来历史小说创作就是在应对全球化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历史小说写作的“集体无意识”。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历史小说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它已内在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机制之中，成为他们反思历史、叙述历史时铭心刻骨的肌理与血肉。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 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