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增置绝大部分都是几分或一两亩地，最少的仅半分，最多的只有3．8亩。《练西黄氏宗谱》卷13记载，江苏黄氏宗族在喜定、宝山、昆山拥有616亩多处田地，各县80％一90％以上都是三四亩以下的小块的田地，族田的零星分布，表明是通过零碎购买而得。大面积的地权转让也不时可见，一次交易就达几十亩、几百亩乃至成千上万亩，大笔土地的购买者主要是一些权势豪门，往往是运用经济外强制干扰田地市场的正常运转才达致交易的。[47]就土地市场整体情形而言，多零细化实际上又是地权交易频繁的表现形式。地权高频率转换，在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流动与更替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宋人《袁氏世范》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清人所谓“人之
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48]宋人谢逸所见四十年间的变化：“乡间之间，曩之富者贫，今之富者，曩之贫者也。”[49]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今不须广论久远，只以乡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论目前，其成败兴衰何尝有定势?”小农决不只是被兼并的对象，他们有可能通过艰难积蓄购买田产上升为富农地主。甚至出现“再传而后，主佃易势”的转化。宋代地权转移的速度，辛稼轩词《最高楼》谓之“千年田换八百主”。明清时期地权转移的速度有增无减。以最突出的江南地区为例，苏州俗有“百年田地转三家”之谚，到清嘉道之际，更出现地权“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的情形。”[50]
地权转移的高频率，意味着农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渐褪，商品经济色彩的渐浓；土地买卖愈频繁，土地畸零现象就愈突出。相反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占有在空间上就易于连片。地权转移的零细化，是经济规律作用于地权市场的表现，特权、法权等非经济因素在地权转移过程中的干涉，强制作用逐渐降低，土地市场发育日臻成熟，故此，我们认为，地权转移的高频率与零细化为土地市场化趋势加快的又一重要原因。[Page] 注释：
 
    [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
    [2]万历《应天府志》卷19。
    [3]《明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六年五月  。
    [4]《八旗通地初集》卷18。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8。
    [6]舒泰：《复原产筹新垦疏》，载《清朝经世文编》卷35
    [7]光绪《畿辅通志》卷95。
    [8]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光绪《南海学正黄氏家谱》卷11，引乾隆十一年《禁约碑》。
    [10]赵令扬、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土地问题》，载叶显思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向，1992年版。
    [1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1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2期。
    [13]《桐城赵氏宗谱》光绪九年四修书，卷着，家约。
    [14]《清代户部档钞》，乾隆五年四月胡定奏疏。
    [15]《清高宗实录》卷1255。
    L16]孙王行：《归田稿文》卷6。
    [17]《清仁宗实录》卷310。
    [18]道光《宁陕厅志》卷1。
    [19]刘绍泉：《试论明代徽州土了买卖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4期。
    [20]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
    [21]《清高宗实录》卷213。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