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大户，他们的经济特征与土地买卖行为，决定了地权交易的主旋律和土地市场发育的状况。
    宋代以来，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渐趋成熟，小农对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与占有能力增强。两宋主户在总户数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主户中占绝大数的小农家庭数量增加，无地而佃耕的客户中，也有少数能够通过购买土地上升为主户。明清时期小农对自有土地仍多能世世相守。如乾隆年间，安徽霍山县，“中人以下威自食其力，薄田数十亩，往往子孙世守之，佃田耕种者仅二三。”陕西三原县的农家，对不足十亩的田地，“世世守之，可资俯仰”。[41]
    应该强调的是，小农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正是在地权不断典当、买卖之中实现的。宋代以来，小农家庭经营与市场已形成密切的
内在关联，这种特征使其田地不能不经常出入市场。农民出卖田地，并不是像他出售剩余粮食一样作为商品来出售，而是在其农业再生产或人口再生产出现中断与危机时，只有通过出卖田地换取其他需求的满足，或者说，通过地权的转让来换取购买能力，才能恢复和延续其再生产。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揭示道：“盖人之卖产，或以阙食，或以负债，或以疾病，死亡，婚嫁，争讼。”司马光也说：“民间典卖庄土，多是出于婚姻丧葬之急”。[42]清同治《新宁县志》载：“民间不尚积蓄，秋成后，计食若干石，余皆陆续粜去。次年将及收，则旧谷颗粒不存，名曰扫以待新。所得俗价即以市田。富室亦然，鲜有盖藏”。地主将自己的积蓄寓于田地之中，而农民也将自己的小块田地作为自己潜在的积蓄形态，当再生产出现危机或生活无着时，就只好变卖田地以资补救。章有义统计明清徽州休宁朱姓置产薄中74宗土地买卖原因中，为了维持平时情况下必要生活消费需要，正常的收入来源无以为继，只能出卖土地来补偿，即所谓“缺用”、“正用”、“需用”者，其中家有意外变故或遇婚嫁庆典，“费用无措”，因“急用”而卖田者，共占总数的78％；应付赋之征，国课无措，“钱粮紧急，无处措办”者，占总数的12％。[43]
    地主所有的土地，则在诸子均分与土地买卖之下，由集中而分割，地权集中的势头受到遏制，地权的分散与转移因此而加强。地主大家庭特别忌讳田产分割，袁采在《袁氏世范》告诫子孙说：“若均给田产，彼此为己分所有，必邀求尊长，立契典卖。典卖既尽，窥觑他房，从中婪取，必至兴讼。使贤子贤孙，被其扰害，同于破荡，以至败家。”但子孙分家自立，对于多数大家庭而言难以避免，从而田地分割也在必然之中。清人李调元《卖田说》述四川一个地主家庭诸子均分的情形：某家曾有田地不下千亩，生子五人，均分后每人各有田二百亩，田之所人，不敌所出，于是出卖田地，佃耕为生。阚昌言《崇俭记》也说：“不少家庭，因为祖宗勤俭积累，遗有产业，但传至子孙，常转瞬立尽”。可见，地主阶级固然是土地兼并者，但同是又是土地的出卖者。所谓“有田者或自有而之无，无田者或自无而之有”。[44]
    小农家庭地主家庭纷纷卷入田地买卖，说明地权市场广泛而普通，他们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造成了地权交易的零细化。明代安徽休西胡玄应家的地契抄件载明，从隆庆元年到崇祯十年(公元1567—1637年)70年间，胡家共买进土地110笔，其中绝大多数是几分地以至几厘地，1亩以上的只有9笔，最大的l笔不过11．9亩，这110笔合计纳税亩数仅有44．875亩，平均每次交易O．4亩，[45]足见交易是零星进行的。清代章邱县太和堂李家，从乾隆二十六年到咸丰十年整100间共买进土地57笔，计260．38亩，平均每笔4．5亩，最大的1笔不过11．6亩。[46]族田也是如此，据《肖山朱家坛朱氏宗谱》的记载，萧山米氏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咸丰九年增置的32处田地，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