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输地区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棉花生产的增长，造成棉花市场的活跃。河北保定一带当棉花“秋获，场圃毕登，野则京坻盈望，户则苇箔分罗，擘孥如云，堆光若雪”。[32]‘每当新棉人市，远商翁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市以敛之，懋迁者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孥纷如”，[33]勾画出乡村棉花市场活跃的情况。除此季节性的乡村市场外，上海等地不仅出现了经常性的“花行”、“花市”，还出现了专门的广东、福建商人收买“花市”的“洋行”。[34]
    烟的吸食和种植的传人，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末清初种植和吸食才日益普遍。烟草的种植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经济中占着巨大的比重。烟叶的吸食与种植最早的福建，清初即已是“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35]陕南汉中、城固一带，“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
夏曰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36]另外以烟著名的地方如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都有同样的情况。济宁六家烟场的烟叶贸易，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37]汉中也为此而“岁靡数千万金”。[38]这均可见种植数量的巨大。
    茶叶不仅为我国广大人民长期以来的重要饮料之一，而且也是一种主要的输出品。尤其是十八世纪茶叶外输数量的迅速增加，更刺激了茶的种植推广。茶的产地遍及秦岭淮水以南，尤以皖、浙、闽、湘产量最多，种植最盛。人民多以茶为生。如安徽霍山“近县百里皆种花，民惟赖茶以生”。福建武夷山下居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产数十万斤”；浙江于潜则“乡人大半赖以(茶)以资生”；“湖南攸县人以茶花为业”；巴陵亦有经营茶园以谋利者。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在地主和富商集中的政治和商业城市附近，就已出现了专门城市人口服务的蔬菜种植业，果树栽培业和花卉栽培业的经营。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这种经营也日益发展和专业化。这些生产事业的经营者，有的随城市季节消费的不同，而有规律地变更自己的营业。如苏州，“虎邱人……三四月早卖时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后时者价二三倍。五月五日卖花胜，二伏卖冰，七夕卖巧果。皆按节而出，喧于城市。大抵吴人东利好便，多无宿藏，悉资于市也”。[39]有的形成为主要供给某城市的郊区菜园、果园和花园，有的则成为以较广大区域或以全国为市场的专业性的蔬菜、花卉和果树种植业。总之，经济作物的种植，标志着种植业内涵已发生变化。棉农、烟农、茶农、菜农和果农等专门名称的出现，表明已出现了获利率较高的农业专门化商品性生产领域。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生产粮食的基地，土地周转、买卖的频率相对较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土地日益成为人们追逐求利的对象，因而土地的周转和土地买卖亦日益加快。在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之下，农桑、衣食的简单再生产对土地的要求较为单一，土地价格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土壤的自然丰度；相反地，在农业商品化生产条件下，除了考虑土壤的自然丰度外，方位、交通、农产品价格成为决定地价的重要因素。如附郭之田受到重视；烟田一亩产值“敌田十亩”；棉田产值“五谷不及其半”；种兰制靛“利倍于种谷”等。在许多地区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还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农、林、牧、副、渔各业不同的生产环境、条件要求，把更多的、各有其适应性的土地带人土地市场，肥硗与否已不成为决定性因素。[40]正惟如此，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强，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加速了土地市场化发展趋势。
    (二)地权转移的高频率与零细化
    地权转让的主体，就社会经济单元而言，不外乎个体小农家庭，以及包括商人在内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