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和社会团体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致力于解决种种不同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城市的社区自治组织等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界别群众团体组织，消费者协会等国家所认可的正式权威组织，及其他一些社团组织发展的速度家较为迅速。其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又无须运用政府的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彰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完全可以在坚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建立互利合作的社会治理网络。但是目前各种自治组织的独立性还存在严重的不足，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一方面要求社会组织加强自身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进一步下放权力，给这些组织“松绑”。事实表明，良好的社会体制不仅有赖于国家的强大有力，更依赖于社会本身的参与治理，即自己管理自己能力的高低，而社会自治组织正是社会管理自己的中介。
 
      其三，树立公民意识，完善公民社会。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在于：蕴涵了公民意味着平等、自由、独立的拥有政治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中，市场经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为，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塑造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成。因此，公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有重大意义；
 
      三、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当前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践难题。效率是指劳动、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济学概念。公平，作为道德范畴，是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价值尺度。要么强调公平，但效率很差；要么经济增长上去了，但穷人却更多了。在处理效益和社会公正的关系上，人们对效率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和前提的观点，都持肯定态度。但对社会公正是推动，还是阻碍经济效率上，分歧较大，争论不休。一般来说，社会公平有利于减少人们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能够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然而，过度的追求社会公平，就必然严重损害效率，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过度的不公平，会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现象，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引起社会动荡。

      建国以后，我们尝试用计划的手段提高经济效率，用行政的手段保持社会公平，结果经济上的低效率和社会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同时断送了效率和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学家，站在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角度上提出许多改革主张，如，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必须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腐败不可避免，也有的提出“赦免原罪论”等观点，这些观点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这里的合法是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学的“法”。 “先发展后治理”的政治口号，是专家参与决策的结果，也是政策被利益集团所左右的结果。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0.2，而现在达到了0.5，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说，中国近十几年来收入状况的恶化速度与程度是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它表明我们不仅要大力推进经济发展，还要注重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历史上因经济上去了，政权垮台了得实力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