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和问题，甚至冲突和摩擦。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结构严重封闭，农民生活在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较少，对城市生活了解不多。农民进城务工后，他们会切身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他们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和待遇却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所在的城市难以产生认同感、归宿感和责任感。他们在社会地位升迁中所受到的 “城乡身份壁垒”的阻碍，也必然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压抑感，从而可能引发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嫉恨，乃至出现反社会行为。   　　3、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困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中，归根到底是农村人口过多，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问题。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资本和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必然进一步排斥相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解决“ 三农”问题出路之一就是转移农民，减少农村人口。然而，目前农民向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转移中的属于兼业转移，和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许多承包土地的农民工种地只是为了解决家庭吃饭的问题，他们耕种土地的各种投入：劳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等都只能是最低的，结果是土地产出率大大降低，造成了农业的低效率，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民工也处于“ 漂泊”状态，他们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建筑业、批发及餐饮服务等行业，所从事的往往是脏、累、险、重的粗活，工作量大、强度高、环境艰苦、流动性强、风险程度高。   　　为转移出去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其彻底告别土地，放弃无力耕种的土地，结束城乡之间的“ 两栖”生活，是使农民工顺利向城市转移的必然要求，也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要求。当农民工能获得相应的保障，主动放弃土地而走进城镇，既有利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变，为有效解决“ 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4、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   　　曾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 民工潮”稍微平静，“民工荒”问题又浮出水面。2004年入春开始，曾经吸纳大量农民工的福建沿海等地，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开始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民工荒”成为当地民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今年入夏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工厂也因缺工而开工不足，甚至不敢接订单。广州市的劳动力市场过去一直都是供给大于需求，现在则有所改变。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登记的情况看，求职人数和企业提供岗位数的比例在1:1.2至1:1.3之间，空缺岗位为20%至30%。“民工荒”已经成为相对普遍的问题。   　　“民工潮”变成了“民工荒”与农民工劳动环境恶劣、工资过低且得不到及时发放、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密切的关系。农民工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是否流向城市的决策时，会充分考虑流动的成本、收益及预期收益。当民工感到打工艰难，风险大，回报低时，必然放弃外出打工。从表层来看，“民工荒”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深层次看，“ 民工荒”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农民工“ 高产出，低保护”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民工荒”只是一个预警信号。   　　“民工荒”是农民工问题日积月累的结果，解决“民工荒”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和经济手段的相互配合。为农民工提供保险保障，就是其中重要的手段。解决农民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