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 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4 页。)1921年3月，俄共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 收集制的决议》，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还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 ，到1921年春天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 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注：《列宁全集》第33 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4页。)在严峻的实践面前，列宁坦率地承认：“我 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列宁认识到“我们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犯了 固守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是“三无”社会的绝对真理的错误。列宁说，“对社会主义的整 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改变了对马恩“三无”观点的看法。继列宁之后，邓小平也对社 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邓小平没有囿于马恩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是从社会 主义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 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它 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观念 ，学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列宁和邓小平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 不把它当做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把它看成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相对真理体系，他 们尊重它，但不迷信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它。 其次，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 一。 教条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大敌人，它强调理论的一 般性，否认实践的特殊性，结果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他向后人昭示了这样一 个不容置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 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 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注：《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最先喊出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 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口号，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在民主革命的早期，由于 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教条主义者 照抄照搬的是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 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 。与本本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不同，毛泽东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 命的结合问题，寻找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 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 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 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 场和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邓小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他在复出之后立即 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