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一段话，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两方面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标示着一种信仰的转型，即从有神论转变为无神论，对神的崇拜让位于人的自我肯定，从存在的形上学转变为生存的形上学。马克思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反叛方式终结了西方传统，并开创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已经事实上取代了上帝，但商品拜物教同样要让位于人自身的解放与历史性建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性一经确立，必然是自身的不断持续和完善，现代性的历程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道路是同一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确证方式。这一信仰确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遇到了受一神论深深影响着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拒斥，但却被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这一无神论或多神论精神的文化传统所接受。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都强调实践，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并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儒家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信仰方式，显然有自身民族性的限制，但20 世纪恰恰也是儒家通过诉诸于某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入世哲学为依托、从而获得现代性意义的时代，由此，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入世的信仰体验方式发生了一种“视界融合”。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成就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融通共进的关系。历史已经表明，否定儒家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接气，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儒家也会失去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力进而失去时代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二者共同体认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命运，推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并积极地参与了全球现代性的重建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不懈的努力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儒家文化，不是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作为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儒家获得现代性，进而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现代性的生长机制与内涵。
 
　　现代性包含着一套相应的社会思想观念，其特征是：接受现代社会已经形成的领域分化的社会系统，并形成一套组织化的和物化的理论解释系统。马克思则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及意识形态中，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与经济及政治领域是分离的，抽掉了经济关系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思想观念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