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才具有使西方历史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看起来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与思想界有理由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总体上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取得政治权利，然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接口，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并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
 
　　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更难以为正处于族群认同焦虑的近现代中国人所接受，但是，个人面对群体的自觉或者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又需要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 的战士； 群体作为共同体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包含并承担着个人的发展要求，“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而，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格，先进的政党正是这一积极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
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