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
 
一、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正是为了争取这一权，20 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有关。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基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
 
　　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不能纯粹源自于西方，但又要求具有西方形式；不能直接源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却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与西方学者总是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现代性本身的拓展和完善却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已经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时，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现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在政治制度与精神文明方面反倒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障碍，因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其消极颓废的精神文明状况，创建新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体系。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体将通过反叛和革命促成这一转折。而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西方化”的终结、以及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当黑格尔等哲学家把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并看成是历史的完成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历史尚未开始，因为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向包括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开放的，现代性也要历史地表达为人类性。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与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文化。也正是其面向时代的开放性与深刻的人类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接着”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往下说”的。的确，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为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