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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A.O.Hirschman)早在40年前就在其名著《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个
概念，金滢基、马骏(1995)“政府在获得技术能力方面的作用：对东亚石化工业的案例分析”(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张春霖等译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以东亚石化工业为例，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租金”快速形成技术能力的意义、条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激励作用较强。④有一定的外部效果，有些得到政策支持的企业后来跨了，或被外商收购了，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如人才的培养和流动、技术的扩散(如成为一些私营企业成长基础的学习机技术)，也为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初步估计政策投入产出的情况，1987年后各种政策投入仅30多亿元，加上一些政府安排的专项贷款，带来了一个年销售额1000多亿元的行业（估计其中30－50%的产值与得到过政府政策支持的企业有关），应当承认80年代中后期的政策对中国计算机的开拓和支持作用。
80年代以来的政策也有问题，主要问题是资金(主要是基金)投入过于分散，没有充分利用竞争机制。实行的计算机生产许可证制度，使原电子部系统的一些企业没有危机感，结果是90年代后的落伍，甚至垮台，真正发展成功的许多企业在80年代并不是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80年代计算机生产许可证发放严格，而1997年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已超过200家）。此外，规定计算机产品的国产化率，忽视了计算机产业的国际化趋势，结果是国外品牌机进入后，国产机失去大片市场，有些企业甚至因此一蹶不振。
(2)对中国计算机业发展作用更大的政策是改革开放政策，其次是90年代初以前的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显而易见。民族企业联想、方正、长城、实达、用友等公司的崛起无一不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刺激，得益于从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外国公司的学习。没有开放政策，中国计算机业就不会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成长速度将更慢。
90年代初以前的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指进口审批管理和关税率保护。联想、实达、方正等许多90年代崛起的公司在80年代起步时实力很弱，许多当时由于技术、政策等原因不能或无条件生产计算机。这些企业主要进行贸易代理和一般组装业务，但贸易保护和国内快速扩大的市场，使这些企业获得迅速成长的机会。当时一台微机可以有数千元的利润，终端等外设的利润也不簿，到90年代初这些企业已完成初步积累(关于80年代计算机企业和产品的利润主要根据对联想、长城、实达等公司的调查所知)，具备初步的竞争能力。日本计算机厂商在产业发展初期也利用了这种“经济租金”(这是日本经济学家分析日本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基本结论之一，见小宫隆太郎(1984)主编《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社，中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8、9章(伊藤元重、奥野正宽等著))。
(3)从民族工业供给能力的角度看，中国计算机业发展政策的直接作用似乎有限。
80年代以来发展民族计算机业的政策作用虽然不小，但直接作用有限。相比之下，日本计算机和半导体也得到政府重点支持的厂商至今仍是业内强势企业，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起步时间比中国仅早约10年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其计算机及半导体产业的成长很快，其产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在世界市场占了重要的份额，政府曾重点支持的企业，如韩国的三星电子、台湾的新竹开发区企业、联华电子都获得了成功(关于台湾、韩国、美国计算机、信息、半导体业发展的政策及情况详见笔者的报告
“美国、日本及韩国、台湾的计算机产业政策”（待发表）)。
(4)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体制、策基础，产业和企业基础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多数是行业主管部门不可控制的。
从基本体制看，80年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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