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丁森所称的“破坏性创新的机会”,亦即:有无未被服务的市场、有无不满足的顾客、有无好过头的产品等──Skype以免费的VOIP打入网络族,一两年的时间内在全球创造几千万用户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产业生态系统演化。复杂、系统、宏观的质变是以微观单元的质变为基础的。在电信系统中,所谓的微观单元主要是指用户行为模式的转变。例如从使用PSTN转为在个人电脑上打电话;或如车载电脑的使用者通过同一显示介面,接打电话、收发e-mail、查看股市行情并下单、查询交通路况、收看电视新闻或热门连续剧。这类微观行为模式的改变,都将带动宏观价值链的重整,甚至导致产业结构的再造。目前已经看得出来的宏观趋势是:1)电信网络必须走上多元融合,才能提供消费者所需的全方位服务(包括数位广播);2)全球单一业务业者纷纷通过并购等手段,使自己转化为更具有适应力的全服务业者;3)传统垂直化(固网、移动分立)的监管架构必须转型朝水平化发展,否则将成为产业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3.系统深层追求总体稳定与平衡的内驱力。电信服务只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环。电信服务如果出现严重的城乡失衡现象,以致危及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那么任何复杂系统都具有的内在自我修正机制,就会起而反制,来寻求城乡二元化矛盾的统一。当然所谓的统一不必是实体面(physical)的完全一致,但必须是服务功能面的相当。

跨临界分岔的关键性控制因子

复杂系统在无形之手影响下的演化方向具有群龙无首的不稳定性与不可测性;但政策参数的有形之手如果能有效导引系统内在的自组织力量,使它们能一致( alignment)朝向符合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那么产业转型与价值链再造等都可以“因事之理,不劳而成”的方式完成。电信产业要有效走出混沌并开创新局,电信监管当局要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当前全球电信监管机关共同面对的是如何设定以下几项政策参数的问题。
1.电信发展总体目标的策定:电信政策是国家总体政策的一环,对达成国家总体目标而言,它也只是一个下位的政策工具。因此必须理清,诸如电信发展在国家永续发展的策略上,如何扮演总体发展的基础平台角色等问题。
2.政策控制参数的设计:电信发展本身,不论就服务面与制造面,都必须要有清楚的整体布局的构想与目标。例如:不同区域间平衡发展问题(如:基本服务指标的设定;城乡间必要的财务交叉补贴等);同一区域内维持必要竞争但又不至于过度重复投资问题(如:经营主体的数量、经营内涵是否设限等);不同电信技术运用于不同区域的策略(如:如何有效利用大型公营事业的既有专网,使之互相联网作为内陆偏远地区的骨干网路,再结合新一代低成本的无线技术作为用户接入网路,来达成普及上网目标);以及国际电信标准的参与和主导权问题等。
3.具体执行计划的实践与检验:政策推动讲究“知行合一”,有效的执行计划必然会针对系统内在自组织力量,设计出一套化解阻力、顺应助力的策略,使政策目标得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