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约束和监督了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在这种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和监督下，政府支出是不能不比非公共财政时远为高效和节俭的，从而相应约束与限制了“物发展观”的泛滥。
　　4.政府支出结构逐步合理化
　　当政府财力由社会公众决定之时，即使官员们想投资政绩工程和形象项目，其财力将被掐断，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相反，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最为迫切问题的支出.关乎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即使政府缺乏积极性也会被安排。
　　政府当然还要投资于各种工程和项目，但一定是社会公众需要的。由此形成的财政支出结构，一定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是“为民执政”和“以人为本”的。政府财力的使用，就成为政府奉行科学发展观的坚实财力基础。
　　5.社会公平问题真正得到重视
　　如果社会公众能够决定政府收支，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就能够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并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就不能对社会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漠不关心。就不能制订和执行具有“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财税制度与政策。它就必须将主要的财政负担加在富裕阶层身上，而对贫困阶层则给予应有的财力支持；就必须注重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协调发展，等等，从而大大缓解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政府行为的端正是第一位的。确立公共财政制度对发展观的关键作用.恰好就是约束和规范了政府收支行为，促使整个政府行为的正常化。于是，不仅政府自身活动不违背科学发展的要求，而且还能正确发挥自己的再分配作用.努力协调好经济社会各方面活动，履行好自己的公共服务职责。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整个国家都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从而有利于全面实施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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