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过多次有关“何处去”的大讨论。当精英人物给未来中国描绘蓝图的时候，总是事先准备好答案，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围绕这个题目生成了许多大思路和大手笔文章。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为“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消耗了太多的国民智力，甚至为此闹得势不两立。

　　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我需要首先强调的是：我是在支持中国股票市场试验的前提下谈论它的问题，谈论问题是希望它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此，我对包括高西庆先生在内的股票市场开拓者所作的贡献表示敬意。这不是客套话，也不是恭维高西庆先生，以便让他在回击的时候手下留情，而是确实有必要确定一个前提。现在，对中国股票市场抨击最为激烈的是一些标榜为新左派的海外人士，按照他们的看法，厉以宁教授97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提倡国有企业股份化的演讲是“向国家经济夺权”，周其仁教授关于改革中国电讯的倡议是“引狼入室”，中国加入WTO是“丧权辱国”。这些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计划经济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宁可要社会主义的一穷二白，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小康生活”。我无意在此评论新左派，只是想说明，新左派确实从另一面提醒我，维护改革成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以为，为时10多年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验主要有四方面的成就。

    （1）股票、股份公司在中国经受了意识形态攻击而取得了合法性，从一个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试验演变为一个得到公司法、证券法保护的制度；

    （2）开辟了个人投资的渠道，尽管这个渠道设置了许多由政府控制的闸口，尽管这个渠道有水流不畅的毛病，但是，只要进一步开闸、疏导，现有的渠道就有可能扩展成一个有效调节资源的网络；

    （3）在过去的七、八年间，中国企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海外大规模融资，国际资本市场和中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沟通。企业到海外融资的经验反馈到国内，对原有的财务规则、企业控管结构和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管制模式都形成了一定冲击 

    （4）为国有资本提供了全身以退的选择机会。尽管国有股、法人股在上市公司仍占多数股权，多数股权处于冻结状态仍然是一个困扰，但是，只要政策判断发生变化、只要闸门一打开，国有股完全可以全身以退。借用最近时髦的一个术语来形容，这将是一个“双赢”结局：国家可以卖出股份而得到现金，个人投资者、私有企业可以取得大宗股份而控制上市公司，股份公司可能更有竞争力。

　　三、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中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面对“姓社、姓资”的质疑。它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竭尽全力证明自己“姓社”，证明它具有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的功能，这与当初试图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是一样的思路。因此，整个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是选择最为合理的方案，而是选择最可能被接受的方案，这就为它今后的发展埋伏了障碍。在自我证明“姓社”的实践过程中，股票发行市场实际上成为国家分配资源的一种渠道，个人和私人企业基本上被排除在发行市场之外，这是中国股票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之一，就是浪费了本来可用于发展国内私有企业的时间和资源，丧失了有可能形成竞争实力的时机。一方面，国有企业无谓地消耗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私有企业一直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战战兢兢、委委琐琐地生存，至今还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幼儿。如果说，中国加入WTO之后，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和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那么，这至少应当部分地归咎于歧视私人企业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法律管制。基于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