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目前面临的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和暴力犯罪严重等社会问题，都同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强调，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注：Simon Kuznets,"Economy growth and income 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 Review 45(2),1955,pp.1-28.）在美国，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劳动、政府三者之间曾经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劳动——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场竞争中的“赢家”给“输家”以补偿，这不仅仅关涉伦理上的公平问题，也是政治稳定所必需。如果让输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将不会再支持这个制度。现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经被打破。在世界各地进退自由的美国多国公司正在设法减少或停止交纳维持社会契约的捐税。有人指出，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一种代代传下去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注：James L.Nolan,The Therapeutic State:Justifying Government at Century's End(New York:NYU Press,1998),p.174.）
　　　　四、结论及启示
　　　　1.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则肯定是对理论的误读
　　美国社会1990年代的两极化发展已经昭示：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乐观且极为有害的想法。上述观点为实力雄厚的权势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IT精英、学者和政客积累财富、扩大权势提供了心理安慰，成为这些仅占人口少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幸运儿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揭示了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经济增长虽然为民众福利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伴随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仅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依赖于国家对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
　　　　2.公平与效率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完全是可能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对一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时，人们不仅要根据它对国民收入产生的影响，而且也要根据它对失业或更一般地，它对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有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难以忍受的贫穷之中这一事实，常常使得以增长率为最大目的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得到推进。”（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约翰·罗尔斯在其传世巨著《正义论》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正义的第一原则，同时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则；在不违背自由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后者能够像前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注：［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表明，极端的两极化发展最终危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危机便是极好的例证。
　　总之，一个相对公平的、顾及到穷人利益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社会的团结进而经济的持续和谐的发展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相信以上论点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适用于美国，而且对现代化征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也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