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